【类型】报纸
【作者】袁良骏
【简介】最近，有位学者撰文，把周作人评《阿Q正传》一文否定了个一干二净。（注1）该文完全不符合周作人评《阿Q正传》一文的原意，也涉及了为何不以人废言的大问题，值得关注。第一，周作人评《阿Q正传》（注2）一文对鲁迅小说《阿Q正传》做了十分精到的分析。它指出：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
【全文】
最近，有位学者撰文，把周作人评《阿Q正传》一文否定了个一干二净。（注1）该文完全不符合周作人评《阿Q正传》一文的原意，也涉及了为何不以人废言的大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周作人评《阿Q正传》（注2）一文对鲁迅小说《阿Q正传》做了十分精到的分析。它指出：
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里的主人公契诃夫是一个“不朽的国际的类型”，阿Q却是一个民族中的类型。他像希腊神话里“众赐”（pandora）一样，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坏品性的“混合照相”。
周作人的上述论点，抓住了小说《阿Q正传》的精华和阿Q“精神胜利法”的本质，相当精辟。尤其他将阿Q与契诃夫加以比较，指出阿Q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点型”（即今所谓“典型”）。这是十分深刻而具开创意义的。周作人也探讨了《阿Q正传》笔法的来源，他说：
《阿Q正传》）笔法的来源，据我们所知是从外国短篇小说而来的，其中以俄国的果戈理与袭人的显克微支最为显著。日本的夏目漱石、森鸥外两人的著作也留下不少的影响。（在讽刺一点上）与英国狂生斯威夫德有点相近。
周作人的上述“探源”，既有世界文学的宏观视野，又有对作家作品的细微剖析，整个看来，也是切中肯 ，相当精辟的。说它“离题万里”是什么“苛评”，只能说是“闭眼瞎说”，或者根本没有看懂。
第二，周作人评《阿Q正传》时和鲁迅“兄弟怡怡”，并未“失和”，他不可能对兄长鲁迅发出“苛评”。
周作人的《阿Q正传》发表于1922年3月19日的《晨报副刊》，即在小说《阿Q正传》刚刚连载完一个多月，周作人为什么如此快地写这篇评论？可以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为“家兄”鲁迅的小说创作祝贺，《阿Q正传》较之《狂人日记》等，显然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二是支持沈雁冰先生的意见，反驳个别读者对《阿Q正传》的误读。当《阿Q正传》刚刚发表了四章（不到一半）的时候，一位署名谭国堂的读者给《小说月报》的编者沈雁冰先生写信，说《阿Q正传》“太锋芒了，稍伤真实”，“”讽刺过分，“令人起不真实之感”，“算不上完善”，等等。沈雁冰先生在回信中态度鲜明地批评了谭氏的上述意见，他说：
至于《晨报副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阿Q这人要去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格的结晶呀！
周作人和沈雁冰都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他们对小说《阿Q正传》看法出奇地一致，周文正是对沈氏复信的支持，也是沈信的丰富和延伸。当然，周文没说《阿Q正传》是“一部杰作”，因为他是小说作者的弟弟，是不能不有所避嫌的。
第三，周作人对《阿Q正传》的评述与鲁迅的自评完全吻合。
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注4）中，鲁迅说：“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是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这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就是沈雁冰所说的“中国人品性的结晶”，也就是周作人所说的“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鲁迅的《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虽然写于“兄弟失和”后，但他还是肯定了周作人在“失和”前的上述看法。同样地，周作人对《阿Q正传》笔法的挥源，也得到了鲁迅一再的首肯：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注5）
显然，鲁迅的自述和周作人的分析是一致的。怎能把周文说成是“跑题”或“出位”呢？
第四，周作人笔下的“冷嘲”是讽刺风格，而鲁迅否定的“冷嘲”则是对《阿Q正传》讽刺风格的攻击。
周作人认为《阿Q正传》的讽刺风格是“冷嘲”而非“热骂”式的，他说：“《阿Q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因为它多是‘反语’，便是所谓冷的讽刺－ －‘冷嘲’， 中国近代小说只有《镜花缘》与《儒林外史》的一小部分略略有点相近，《官场现形记》和《怪现状》等多是热骂，性质很不相同。”（注6）周作人这里对于“冷嘲”与“热骂”的分辨，也完全符合鲁迅的有关分析。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他高度评价《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却将《官场现形记》等归入“谴责小说”，评价不高。他说：
虽命意在于医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
然而，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鲁迅的确有对“冷嘲”的辩解。他说：
我的小说发表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位青年批评家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了可怕的冰块……
查鲁迅这段话写于1925年5月26日，发表于同年6月15日出版的《语丝》周刊第31期。文中的“我的小说出版之后”，指的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出版于1923年8月，新潮社）。“一个青年批评家”指的是成仿吾，他在《〈呐喊〉的评论》（发表于1924年2月28日出版的《创造季刊》第二卷第2期）中只肯定《不周山》，几乎将《呐喊》否定光了。可见，鲁迅这段话和周作人毫无关系----周作人的《阿Q正传》一文发表一年半以后，《呐喊》才获出版。鲁迅所谈《呐喊》出版后的种种批评意见，皆非指周作人，而是另有所指。那么，为什么会把鲁迅对“冷嘲”的辩证与周作人文中的“冷嘲”混为一谈呢？皆因《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七卷关于《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的这样一条注释：
《阿Q正传》发表后，曾出现这样一些评论：如张定璜的《鲁迅先生》……冯文炳的《呐喊》……周作人的《阿Q正传》说：“《阿Q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因为他多是反语（ｉｒｏｎｙ），便是所谓冷的讽刺——“冷嘲”。
鲁迅正文是“我的小说出版之后”，而这条注文却变成了“《阿Q正传》发表后”，偷换了概念，硬是把毫无关系的周作人拉扯了进去。从学风上说，这是很不应当的。十分遗憾的是，在2005年新版的《鲁迅全集》中，这条注释只字未改，又原封不动地重新出现了。这条注释的错误，难免对青年学者产生误导。
第五，《周作人未自选入集的两篇文章》一文还把鲁迅对“谴责小说”的批评，张冠李戴地安到了《儒林外史》和《镜花缘》的头上。这种“硬伤”的出现，说明作者要么人云亦云，根本未看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要么“好读书而不求甚解”，根本没有看懂。无论如何，都是极不应该的。限于篇幅，这里便不再详谈了。
第六，由于周作人抗日战争中当了汉奸，成了民族败类，今天的周作人研究便出现了复杂性：既不能因为他五四时期的业绩而回避他的汉奸罪行，也不能因为他的汉奸罪行而抹煞他的五四业绩。他的论《阿Q正传》一文，正是他五四业绩的一部分，是不能随意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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