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钦鸿
【简介】 熟悉张天翼的读者都知道，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在大后方文化界曾经发生过轰动全国的“援救贫病作家张天翼运动”。当时，困居于湖南宁乡的作家张天翼，不幸罹患严重的肺结核病，由于贫穷而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这个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在大后方文化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各地读者大众，包括大中学校
【全文】
熟悉张天翼的读者都知道，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在大后方文化界曾经发生过轰动全国的“援救贫病作家张天翼运动”。当时，困居于湖南宁乡的作家张天翼，不幸罹患严重的肺结核病，由于贫穷而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这个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在大后方文化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各地读者大众，包括大中学校师生、文化人士，乃至城市平民百性等各界市民，纷纷慷慨解囊，募捐救济，终于使张天翼从死亡边缘得以挽救。这段历史，后来被写入多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又为多种文学辞典所记载，成为众所周知的文坛佳话。嗣后于1945年，有一位钦慕张天翼的读者鲁绍先，曾将张天翼接到自己农村的家里予以照料。对他的热心帮助，张天翼的朋友吴组缃八十年代还念念不忘地提出“我们应当感激这个人”。然而，在张天翼重病不起、生死攸关的危难时刻，还有一位始终不离不弃地随侍于侧，尽心竭力地为他料理各种事务，对张天翼能够转危为安、度过最艰难的危险时期起了重大作用的人物，几十年来却始终在读者大众、专家学者们的视线之外，她，就是张天翼的第一任妻子、女作家徐契萌。
“很有才华”的女作家
徐契萌，江苏南京人，1916年9月生。她原名徐芝瑟，曾用名徐昭，发表作品则主要用笔名契萌，另一笔名任文川则偶一用之。
她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早年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回国后却职途坎坷，终生郁郁不得志，于1934年四十六岁时便患胃疾而去世。不过他对女儿的教育非常严格，不但每天给她讲“尺牍”，布置写字的作业，检查还相当严厉。他去世后，母亲又接着教她和姐姐《孟子》、《古文观止》等，使她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基础。她从小又酷爱读书，总是想方设法从家里的书架上寻觅各种旧小说来读。小学六年级后，开始接触到五四后的新文学作品。1932年起又较多地受到张天翼的影响，读到他的长篇小说《鬼土日记》，以及他的朋友如胡风翻译的苏联文学《洋鬼》等各种作品，还有各地文友寄赠新出版的文学刊物和小说，这些都给了她以新文学的启蒙和熏陶。
与此同时，她还有机会经常与张天翼的众多作家朋友们接触，先后认识了蒋牧良、吴组缃、王任叔、朱凡、陈白尘、蒋天佐姚四珍夫妇、钟石韦等人，并多次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例如，1937年2月，应葛琴之邀请，她随张天翼去葛琴的家乡宜兴丁山住了多日，跟邵荃麟、叶以群、刘白羽、朱凡、吴组缃、梁文若等人一起，交流思想、经历和创作情况。
正是在这样的影响之下，她开始动笔进行创作，追求自己的文学之梦。据她本人回忆，大约1934年前后，还在读高中时期，课余就写了几篇杂文和童话，曾在上海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和谢六逸主编的《立报·言林》发表，后来尚能记得篇名的有《骆驼与狼》、《论“落水狗”该打》等。
从1936年起，她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征人》（约载1936年萧乾编的《大公报·文艺》）、《校长》（载1936年3月31日天津《国闻周报》13卷34期）、《迟到》（载1936年9月10日上海《新少年》2卷5期）、《报名》（载1936年10月15日上海《小说家》1卷1期）、《帮助》（载1936年12月10日上海《新少年》2卷11期）、《儿童节》（载1937年4月25日上海《新少年》3卷8期）、《周德炎》（载1939年7月16日上海《文艺阵地》3卷7期）、童话《蜘蛛吃苍蝇》（载1936年3月25日上海《新少年》1卷6期）、通讯《后方一角》（载1938年5月16日广州《文艺阵地》1卷3期）等作品。其中通俗小说《周德炎》颇受《文艺阵地》编者适夷的推重，他在该期刊物的《编后记》写道：“应该刊载剧本的地位，这期发表了契萌的一篇通俗小说《周德炎》。新的通俗文艺的正常的发展，似乎还是应该多采取小说的样式。我们希望以后能经常发表这类作品。”
此外，1938年春她在长沙为蒋弼编的《战地半月刊》写过一篇随笔《伤兵工作谈》。1939年在《观察日报》副刊任编辑时为该报也写过不少作品。
综观上述作品，大体有如下特点：
一是作者善于从生活中撷取题材，提炼情节，设置矛盾冲突，使作品既有现实意义，故事性亦强，颇有引人入胜的魅力。
二是作品多采用白描手法，语言简洁而富于表现力，无论是人物形象的刻画或作品主旨的揭示，都不加渲染烘托，而由故事的发展自然显现。
三是作者能紧跟时代的步伐，从参加抗战工作之后，便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与大时代的斗争风云紧密相连，并为此而服务。
自1940年前后起，契萌还根据自己在湖南乡间生活期间收集积累的素材，动笔创作长篇小说《黄碧秀》，但由于当时忙于照料重病的张天翼，而未能完成。
据契萌青年时代的挚友欧阳文彬回忆，恩师张天翼最初介绍她与契萌相识时，就称誉契萌“很有才华”。此言不虚，契萌确实是一位有才华、有成绩的青年女作家，如果不是因为后来的种种变故，她应该会取得更多的文学成就。
帮助丁玲逃离南京
1936年，契萌做了一件对革命文化界有益之事，就是帮助丁玲逃离南京。
对于此事，丁玲本人在她的长篇回忆录《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第十八节《三会张天翼》和第二十八节《回到上海》中曾两次提及。后者的记述比较具体，云：
在车站，张天翼的外甥女已在那里等我，我会心地跟着她上了一节三节车厢。车厢里人很挤，全是贫苦的市民和农民。我穿着一件蓝布短衫，挤在人群中，一声不响，装出一副土里土气的样子。张天翼的外甥女坐得离我稍远，她像是一个走亲戚的普通少女。我们一同到了上海，我跟着她在车站外边坐上一部云飞汽车公司的出租车。她指挥司机把车开到泥城桥一带一条马路边上，叫司机停车，我跟着她下了车。马路旁边另有一部汽车停在那里。车门打开了，她把我推上车。车子里已有一个人等在那里，他伸出手来，紧紧地握着，又向司机说一句什么，车子开动了。我借助街灯望着那张微微带笑的脸……这不就是张光人，是胡风吗？
丁玲的回忆写得很清楚，契萌当时虽然还是一个少女，但她显然是接受了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按照计划行事，整个过程中沉着若定，有条不紊，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但梅志在《胡风传》中曾对此提出异议，她认为：“护送丁玲的是张天翼的侄女，叫张若嘉，中央大学学生，后来参加了革命。解放后胡风还见到过她。丁玲回忆里说是张天翼的外甥女，那是记错了。外甥女契萌后来同张天翼一起生活，当时仅是个高中生，是没有能力担任这重要工作的。”这完全是误解。因为：一，当时张家子侄辈中与张天翼关系最为密切、同时又与进步文学界交往最多的只是契萌，而非他人。二，契萌本人在与欧阳文彬的通信中，曾几次忆及此事。她说：“到南京去接她到上海的是我。这是胡风传达给我的任务，解放后我多少为此受些牵连。”又说：“我忘记哪一年了（肯定在55年之前），我为交代清楚历史”，曾托母亲“打听胡风、丁玲的下落”。三，与张天翼和契萌有着几十年友谊的欧阳文彬，也认为梅志之说非是，她说：“由于事隔多年，各人的回忆难免有所出入。我认为当事人契萌的回忆是可信的。她是张天翼的外甥女，那时已经成人，不是小姑娘了，可以担任护送丁玲的任务了。张天翼的侄女我也见过，她比我还小一点，当年才是个小姑娘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革”浩劫结束后不久，契萌为了落实政策，曾直接给丁玲写信，以求帮助。她在1984年11月6日致丁玲的信中比较具体地忆述了几十年前的往事：“1936年，我在上海被（似乎是胡风同志）通知——叫我回南京（我的母亲住南京）去，把您接到上海来。你可能回忆得起来：一个学生模样的女青年，陪您坐京沪铁路火车到上海，又坐出租汽车到一个旅馆里。接待您的人我记得其中有一位似乎是何老（香凝）的女婿，廖梦醒的爱人，姓李。这个女青年就是我，学名徐芝瑟。正规说来是老天（指张天翼——引者）的外甥女。”丁玲则于1984年12月11日复函，云：
徐芝瑟同志：
你在十一月间的来信收到了。
一九三六年，是你陪同我离开南京，逃亡到上海。这件事我一直记得清清楚楚，并且很感谢你。如果你们单位需要了解这件事，我这封信即可作证明。或请你们单位发公函到中国作家协会了解。
我现在年老多病，精力、体力不济，恕不赘述。望你多多保重。
顺祝
冬安！
丁 玲（印）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丁玲的这封复信，也是契萌帮助丁玲逃离南京、回到革命队伍的一份见证。
与张天翼喜结良缘
契萌，是张天翼的外甥女，他们两人年龄相差十岁之多，辈份上又有长幼之分，如何会走到一起的呢？
原来，出身于清末的书香门第的张天翼，是父亲最小的儿子，他上面有一大群兄姐，其中他与六姐张稼梅（即契萌的母亲）感情最好。由是之故，不但在青少年时代他与契萌的交往非常密切，而且当他开始文学创作并在文坛崭露头角之后，还经常长时间住在其六姐的家里。这便给他与契萌感情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环境和条件。
女作家欧阳文彬曾有这样的记述——
契萌幼小时，常常爬到张天翼的膝面上玩耍，张天翼对这个侄女是疼爱有加。随着时间的推移，契萌渐渐长大，两人的关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常在一起，产生了爱慕之心。当张天翼的姐姐发现这一变化，为时已晚，已经无法阻拦他俩的结合了。生米煮成了熟饭，大家默认了这桩婚事。张天翼的一些文友如蒋牧良、陈白尘、吴组缃等，在酒后饭余的谈话中，常常谈到契萌，说契萌的工作就是照顾好张天翼。①
欧阳文彬1937年下半年在长沙与契萌相识。欧阳文彬生于1920年，小契萌四岁。由于两人年纪相仿，志趣相投，很快成为亲若姐妹的挚友。1980年代恢复联系后，又频繁通信，契萌还诚邀欧阳文彬专程去她所定居的成都相聚数日，向她尽情倾诉了多年的曲折经历和郁积心中的块垒。因此，欧阳文彬的记述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应该说，张天翼与契萌的结合主要基于他们之间的两情相悦，基于契萌对张天翼的崇拜和爱恋以及张天翼对契萌的欣赏和依赖，但张天翼的文友们的撮合，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且据契萌本人回忆，就在契萌尚有些犹豫的关头，朱凡就曾予以“再三‘劝导’”，稍后，巴人也于1936年春从上海写信来做工作，这才使契萌最后下了决心，决定跟张天翼共同生活，承担起“照顾好张天翼”的责任。
嗣后不久，抗战爆发。1937年9月，契萌随着张天翼离开上海，由浙江、江西，经过南昌抵达湖南长沙。1938年初，张天翼应邀任教于时已迁至长沙的北平民国学院，讲授“文艺习作”课程（欧阳文彬便是此时成为张天翼的学生，并经张的介绍与契萌相识），契萌则在湖南妇女战时服务团的第六伤兵收容所工作。就在此期间，经中共湖南省委潘开茨的介绍，契萌和张天翼先后入了党。②翌年1月，张天翼奉调赴邵阳任《观察日报》副刊《观察台》编辑，契萌也随之进了该报工作。同年5月，张天翼又去溆浦大潭，在斯时已迁于该地的北平民国学院继续任教，而契萌从此在家操持家务，照料丈夫。及至民国学院迁到宁乡乡间，而张天翼又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之后，契萌更是以自己的微力支撐起家庭的重担，尽心尽责地照顾着张天翼，终于帮助他战胜了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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