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袁良骏
【简介】徐訏和张爱玲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也都是1950年代出国的“海外作家”。徐訏1950年离沪抵港，直到1980年病逝，一住三十年，成了地地道道的香港作家。张爱玲1952年离沪抵港，1955年离沪赴美，过客匆匆，在香港呆了不到三年。照理论，二人均来自上海，均有浓重的“上海情结”（徐訏先生是言必
【全文】
徐訏和张爱玲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也都是1950年代出国的“海外作家”。徐訏1950年离沪抵港，直到1980年病逝，一住三十年，成了地地道道的香港作家。张爱玲1952年离沪抵港，1955年离沪赴美，过客匆匆，在香港呆了不到三年。照理论，二人均来自上海，均有浓重的“上海情结”（徐訏先生是言必称上海，吃饭也是非上海馆不下的），又有共同的政治倾向，在香港这一巴掌大的弹丸之地，二人应该有机会相识。事实上却没有。张爱玲一头扎进了美国驻港新闻处，投入了“反共反华”的“绿背小说”高潮；而徐訏，则远离于“绿背小说”之外，是一个“十三不靠”的文学自由人。三年匆匆而过，两位著名的小说家便失诸交臂了。
徐訏生于1906年，张爱玲生于1920年。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徐訏便已经是林语堂手下的著名编辑和年轻诗人了，他应属张爱玲的文学前辈。这位前辈作家如何看待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呢？这是一个令人颇为关注的问题。
众所周知，早在1957年，夏志清先生便在其兄夏济安先生主办的《文学杂志》（属台湾大学）上发表了《张爱玲的短篇小说》一文，文章写道：
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斯菲尔德、安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
三年后，这段高度评价一字不易地移入了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耶鲁大学出版社，1961年）中。
似乎是有意和夏氏唱反调，两年后，在《谈小说的一些偏见――於梨华〈梦回清河〉序》（发表于台北《联合报》1963年4月17日，收入《怀璧集》，台北正文出版社1963年10月出版）中，徐訏先生写下了一大段关于张爱玲和苏青的评价。文曰：
我于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时，很想看看敌伪时期占领区的文艺。文艺的表现不外是生活的生命的或是社会的时代的，无论是歌颂咒诅或讽刺，总是最可以反映这一个时间里的生命的活动与社会的活动。在长长抗战的历史中，我们的后方出现了不少的小说戏剧散文与诗歌，虽然不敢说有多少伟大的收获，但至少可以看出伟大的抗战时期人民生活中悲喜的面貌，社会行进中动荡的情形。但是可怜得很，整个的广大沦陷区竟没有一本可代表那一个社会的小说，没有一本能表现那个时代的戏剧，也没有动人心弦的诗歌。我只看到一些散文，而也只是些零星的萎弱的作品，既不足代表独特的生命的产物，也不能代表反映特殊社会的作品，有人介绍我两个在当时见红的女作家的作品，一个是张爱玲一个是苏青。张爱玲有一本短篇小说集，一本散文集，小说所表现的人物范围极小，取材又限于狭窄的视野，主题又是大同小异，笔触上信口堆砌，拉杂拉扯处有时偶见才华，低级幼稚耍弄文笔处大多。散文集比小说稍完整，但也只是文字上一点俏皮，并无一个作家应该有而必有的深沉的亡国之深痛与乎回荡内心的苦闷之表露；也无散文家所必须的缜密的思考与哲理的修养。苏青所写的则也只限于一点散文，以俏皮活泼的调笔写人间肤浅的表象，其成就自然更差。
抛开苏青不谈，仅就张爱玲而言，徐訏的评价显然很低。徐訏没见到夏氏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一文？这似乎不太可能。当时，俆氏经常往返港台之间，而且娶了一位台湾太太。《文学杂志》则是台湾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之一。夏氏的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也许不会送给他，但他当时已在香港浸会学院（今浸会大学）文学院任教，也很难说他不知道、没看过这本英文学术著作。俆氏虽然仅仅留法，但英文甚好，抗战期间还当过《扫荡报》驻美记者。他的英文水平，阅读夏氏《小说史》并不困难。在他给一位青年女作家写序时，节外生枝地严厉批评张爱玲，难道说一点没有针对性？
姑且不管这种针对性，就事论事，俆氏对张爱玲的评价也是重要的一家之言，值得人们重视。
首先，俆氏提供了评价张爱玲的一个重要角度。俆氏说：“文艺的表现不外是生活的生命的或是社会的时代的，无论是歌颂诅咒或讽刺，总是最可以反映这‘一个时间里的生命的活动与社会的活动’”。俆氏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家，但他信奉中外传统的文艺理论，认为文艺作品要表现“生活的生命的”与“社会的时代的”两个方面。以之衡量张爱玲的创作，他便发现了大破绽。他说：“可怜得很，整个的广大沦陷区竟没有一本可代表那一个社会的小说，没有一本能表现那个时代的戏剧，也没有动人心弦的诗歌”。俆氏说的是“整个的广大沦陷区”，当然包括了大上海，包括了张爱玲。包括傅雷、柯灵等人在内，人们几乎都没有这样批评过张爱玲，夏志清对此更是讳莫如深。然而，作为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和诗人，俆氏却彰明较著地提出了这一点。俆氏毫不犹疑地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必须表现它所处的时代，代表它所处的社会。尽管俆氏所谈不过是最最基本的文学常识，并非什么发明创造，但由于在张爱玲研究中阔别已久，人们也就觉得弥足珍贵了。
其次，俆氏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张爱玲小说、散文的致命弱点：“小说所表现的人物范围极小，取材又限于狭窄的视野，主题又是大同小异，笔触上信口堆砌，拉杂拉扯处有时偶见才华，低级幼稚耍弄文笔处大多。散文集比小说稍完整，但也只是文字上一点俏皮，并无一个作家应该有而必有的深沉的亡国之深痛与乎回荡内心的苦闷之表露；也无散文家所必须的缜密的思考与哲理的修养。” 我们可以批评徐訏对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女作家要求太高、太严，但我们却不能不佩服他的批评入情入理。徐訏要求文艺始终是两个方面的，一是对于“生活的生命的”表现；二是对于“社会的时代的”表现。而且要求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应该说，这是完全正确的，杰出的文学作品理应如此。以之衡量张爱玲，当然有明显差距、她的作品里，有对“生活的生命的”相当优越的表现，但“社会的时代的”表现却比较差。正如她自己所说：“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想写”（《自己的文章》）。这正是张爱玲的弱点，也是张爱玲的自知之明。徐訏所不满于张爱玲的，正是这一点。张爱玲小说、散文中哪有什么“深沉的亡国之深痛与乎回荡内心的苦闷”？人们之所以原谅张爱玲，一是她太年轻，二是局势太复杂，在那样一个“水土不服”的时代（傅雷语），“亡国之痛”她承受不起。但如果联系她本人的气节、品德，她也是无力表现这种“亡国之痛”的。她根本就没有“亡国之痛”，怎么去表现“亡国之痛”？至于徐訏对张爱玲艺术格局、艺术技巧的批评，比如“人物范围狭小”、“实业狭窄”、“主题大同小异”等，这也都可以说言之凿凿，切中要害。从“亡国之痛”的要求出发，张爱玲作品的弱点便全都暴露无疑了。
徐訏先生的缺失也正在这里：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女作家是不可以这样苛求的。她能够写出《金锁记》、《倾城之恋》、《第一炉香》、《茉莉香片》等作品也就不坏了。《倾城之恋》隐含着日寇侵占香港，也算难能可贵。《金锁记》等对等封建大家庭大家族的暴露以及对人性异化、人性变态的刻画，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还算一个亮点。她已经给中国文学提供了这些，就不必再责备她没提供那些了。至于“亡国之痛”之类，乃张爱玲的大忌，也就更不必缘木求鱼、抓住不放了。
然而，历史非常吊诡：徐訏先生的如上“苛求”缺恰恰暴露了夏志清等人过分吹捧张爱玲的荒唐。二者的“磨合”也许正是张爱玲研究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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