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钦鸿
【简介】 谁是最早到新加坡的中国作家，这是一个既有意义、也存在着分歧的问题。说它有意义，是因为作为一个华人集聚之地，新加坡二十世纪新文学的诞生，与中国五四新文学有着至为密切的联系。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正是由于大批中国现代作家相继南下，传播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新加坡乃至整个马来亚半岛才掀开了马
【全文】
谁是最早到新加坡的中国作家，这是一个既有意义、也存在着分歧的问题。
说它有意义，是因为作为一个华人集聚之地，新加坡二十世纪新文学的诞生，与中国五四新文学有着至为密切的联系。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正是由于大批中国现代作家相继南下，传播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新加坡乃至整个马来亚半岛才掀开了马华新文学的第一页。因而哪一位中国现代作家率先来到新加坡，自然成为众所关注的问题
然而，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一直是有争议的。比较公认的一种看法，是认为洪灵菲最早到的新加坡。新加坡学者林万菁在他的专著《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修订版（新加坡万里书局1994年5月）中，就把洪灵菲列在“1927年至1937年中国抗战前南来的中国作家”名单的首位，他指出，1927年“四一二”事变发生后，洪灵菲由于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从香港逃亡到新加坡，住了一段时间，接着再流亡到暹罗（即泰国），不久北返，从香港抵达上海。回国后，他以这段逃亡生活为题材写成了长篇小说《流亡》，其中部分内容就是反映他在新加坡大坡一带的所见所见和生活遭遇。因此，林万菁认为洪灵菲比同一时期南下的老舍、艾芜等几位现代作家都要早，乃是最早到新加坡的中国作家。
中国学者王振科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认为最早到新加坡的中国作家应该是聂绀弩，因为“他早在1923年就从厦门乘船到了新加坡，停留一个月之后，又转赴吉隆坡，在运怀义学当教员。而这时距离新马华文文学发端的1919年，才四年时间。他后来写了《上岸》和《华民政务司》两篇文章，记述了这一段经历。”（见王振科：《关于新马华文文学若干史实的修正和补充》，收南海出版公司1996年6月版《同根的文学》，第52页）
马来西亚学者李锦宗则支持林万菁之说，而反对王振科的观点。他认为：“聂绀弩的确是比洪灵菲早来新马，但是，在这之前，聂绀弩不是作家，而洪灵菲则是，因此，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以当时的身份来说，洪灵菲是名副其实的作家，而聂绀弩则不是。”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李锦宗还征引了马华老作家温梓川的一段回忆，说洪灵菲曾在上海亲口告诉温梓川，他流亡到新加坡之后，又北上马来亚的槟城，任教于槟城韩江学校，期间用笔名在槟城的《槟城新报》、《光华日报》和《南洋时报》发表了若干短篇小说，后来都收入《归家》和《气力出卖者》两部小说集内。（见李锦宗：《最早到新马的中国作家》，收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3月版《新马文坛步步追踪》，第23、24页）
在我看来，李锦宗坚持“从文学的角度”来审视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既然讨论“谁是最早到新加坡的中国作家”的问题，就不能只注意时间上的“最早”，却忽略了身份上的“中国作家”。倘若只论赴新时间之先后，那么李锦宗所举出的一位——三岁就随母亲来到新加坡、整个童年和少年都在新加坡生活的秦牧，显然是更早，可能谁都无法与之匹敌。然而即便秦牧后来在文学创作上成就再大，当年的三岁孩童绝不可以排入“中国作家”之列，却是毫无疑问的。与此同理，聂绀弩在开始创作之前，当然也无法称为“中国作家”。由此而论，林万菁、李锦宗两位学者的观点显然更为合理一些。
不过，要论最早到新加坡的中国作家，洪灵菲却不是正确的人选。从目前能看到的资料而言，至少还有一位中国作家要比他更早来到新加坡，他就是著名的现代诗人杨骚。
提起杨骚，新马华文文学界并不陌生。众所周知，他曾于1941年从重庆转道香港南下新加坡，在闽侨总会主编该会的机关刊物《民潮》，继而参加新加坡抗日动员总会属下的文化工作团，致力于抗战文化宣传工作，直至新加坡沦陷。抗战胜利以后，他从隐居的印尼再度来到新加坡，继续从事教育文化工作。对于他的这些文化活动，人们都耳熟能详，许多资料也有记载，然而大多数人并不知晓，其实杨骚早在1925年便到过新加坡，比洪灵菲早了整整两年。
其实，林万菁的《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一书也提到杨骚1925年到新加坡一事，不过他对此并不认可。他是这样叙述的：
（杨骚）早在1924年已出版诗作《心曲》。……早在1925年夏天，杨骚便受新加坡道南小学之邀，第一次南下新加坡。他曾在日本东京师范学校念书，回国后辍学无事。恰好道南小学校长回漳州，便请他到新加坡。他到新加坡后，最初是充当校丁，上下课摇摇铃，课中给孩童讲讲故事，后来才兼教各种课程，正式任教。那时他阅历浅，思想也未成熟，多少抱有发财的奢望。他也追求光明，但未能如愿，于是在1927年10月乘“伏见丸”轮船回国。
（见《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修订版，第125页）
这段文字与事实多有出入。但我们正可以此来作一辨析，看看杨骚是否比洪灵菲更早到新加坡的中国作家。
首先，杨骚1925年第一次赴新加坡之前已然是一个文学作家。他开始创作的时间很早，1921年初，他还只有十九岁时，已经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一个日子女子》、《村女思嫁》等诗作。《觉悟》是五四时期新文艺的一个主要阵地，由邵力子主编，撰稿者聚集了一大批著名文化人士，如胡适、陈独秀、施存统、陈望道、刘大白、刘海粟、胡怀琛、夏丏尊、沈玄庐等等，均一时之选。年轻的杨骚能跻身其间，自可见他的过人之处。嗣后不久，他又完成了诗剧《心曲》。该剧语言华美，想象神奇，激情恣肆，意境瑰丽，洋溢着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的色彩，充分展现了作者卓而不凡的文学才华。虽然该剧直到他从南洋返回上海后的1929年才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单行本（林万菁称“1924年已出版”，误），但剧末明确记道“一九二四年十月中草于东京”，这便足以证明，他在1925年夏去新加坡之前，已经具备了一个“作家”的基本资格。
其次，杨骚那次到新加坡道南小学工作，确实是先当校丁，后来“兼教各种课程，正式任教”，因此他本人1955年8月10日所写的《简略自传》里，也有“应邀往南洋当小学教员”的记载。但是他并不仅止于教课而已，他的《简略自传》有“课余时常学习写作诗歌、戏曲”之语，事实正是如此，在这两年时间里，他在文学创作方面成绩斐然。翻开他后来在上海出版的诗集《受难者的短曲》（开明书店1928年初版），内中的十九首长短诗作，诗末多半注明写作时间和地点，时间在1925年末至1927年中，地点或则“于星洲”、“于马来亚半岛的尖端”，或则“于小坡的酒店中”、“于道南学校白蚁腐蚀了的桌上”等等。可见均写于在这一段在新加坡任教期间。另外，他还写过一篇日记体散文《十日糊记》，细腻地记述他在新加坡期间的生活和思想。这篇文字长达一万六千字，1928年曾分两期连载于上海《语丝》周刊，文中逐日注有日期，可见也是他在新加坡期间写作的一篇重要作品。诚然，他当时“阅历浅”而“未成熟”，也确实“抱有发财的奢望”和“追求光明”的思想，而均“未能如愿”，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创作。司马迁云：“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杨骚能写出《受难者的短曲》，其实也正由于他在新加坡的这一段生活的不如意。因为不如意而痛苦彷徨，而需要发泄，于是就成为他倾力创作的一大动力。由此观之，他1925年到新加坡有两大生活内容，一是从事华文文化传播，即任教于小学，二是致力于文学创作。
再次，杨骚1927年10月从新加坡回到上海之后，还以南洋生活为题材写了两部独幕剧《新街》和《Yellow》，均收在戏剧集《他的天使》一书，1928年11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综上所述，杨骚1925年至1927年的南下星洲，称得上是一次文学之旅。因此，就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来看，杨骚应该就是最早到新加坡的中国现代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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