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日期】2018-09-01
【类型】报纸
【作者】吴心海
【简介】吴宓1957年5月19日日记记载：“收到《重庆日报》稿费十二元，五月十日刊出之稿，即复一函。”这里5月10日《重庆日报》刊出的稿件，应该就是5月4日吴宓亲自送到北碚邮局寄出的《毛主席讲话对我之启示》一文。不过，齐家莹之《吴宓著译详表》（见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
【全文】
吴宓1957年5月19日日记记载：“收到《重庆日报》稿费十二元，五月十日刊出之稿，即复一函。”这里5月10日《重庆日报》刊出的稿件，应该就是5月4日吴宓亲自送到北碚邮局寄出的《毛主席讲话对我之启示》一文。不过，齐家莹之《吴宓著译详表》（见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53页），只收录了吴宓1957年5月24日发表在《重庆日报》上的《再谈毛主席讲话对我之启示》（从《吴宓日记续编》（三）上看，此稿5月15日撰成，5月16日上午修改后寄“《重庆日报》求登”，第84-85页）。齐家莹成文早于《吴宓日记》及《吴宓日记续编》出版，无可厚非，但2008年12月出版的傅宏星所著《吴宓评传》（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98页）附录二之“吴宓著（译）作年表”，同样也只收录《再谈毛主席讲话对我之启示》，而失收《毛主席讲话对我之启示》，则不免令人遗憾了，因为吴宓此文题目既然叫《再谈》，此前肯定应该另有一篇文章，且《吴宓日记续编》早已出版，两篇文章也有记载，查实并非难事。
何蜀曾写有《1957年的吴宓》（《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0期）一文，分为《在“鸣放”中“谨慎止默”》《在“反右”中“惟祈速死”》《应该提到的记者张天授》和《“检讨错误”和参与“反右”》四节，在《应该提到的记者张天授》一节中称张天授“信守职业道德，没有食言（这样讲诚信的记者如今不多见了）。这就使得吴宓的一些很可能被上纲为‘右派言论’的话没有在报上发表。如果那些文字发表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即使某些领导有心保护他，到那时也很可能爱莫能助了。”但何蜀的文章里，只在引用吴宓日记时提及了他在《重庆日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的题目，对文章的具体内容没有只字涉及，很有可能他也没有机会在《重庆日报》上读过这两篇文章。
我的大学同窗敖刚兄，任职《重庆日报》多年。为了一探吴宓两篇文章的究竟，我只有厚着脸皮向他求教。承敖兄鼎力相助，电邮来吴宓1957年在《重庆日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影像图本，让我得以一窥吴宓先生60多年前文章的真面目。在《毛主席讲话对我之启示》这篇千字文中，吴宓首先提出了根本立场和观点的问题，表示：
（1,马克思主义唯物世界观；2，人民民主专政；3,中苏友好，社会主义国家团结） 我必须坚持，必须明确不误；要处处分淸敌我，划淸界限，不容丝毫含混。
这里言必坚持、不容丝毫含混的立场和观点，虽然和吴宓真实的内心写照有所出入，和其日记中的内容也不能完全合拍，但吴宓能够在1957年平安过关，恐怕和他在公开场合“鸣放”时以及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坚持这一“根本立场和观点”有关。毕竟，心头所想和口中所言，还是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的。对于“鸣放”的问题，吴宓在文章中有如下论述：
我们回应毛主席的号召，现在应当“鸣”，并应当“争鸣”——但似乎应当这样“鸣”才对：第一，不为自己鸣冤泄愤——因虽有冤愤，究竟个人所关者小，况如“我的薪水太低”“我住的房子太坏” 等话，早可说出，早应提出请求改正，不必待到今天。第二，不要太多指责。批评别人（领导和同志）——要多作积极性的具体建议，但图今后改正，不究往日之过咎；况我认为是某人之错误者，先要检查是否我的思想认识有不周到、不深细之处。第三，不可有甲地对乙地，甲校对乙校，甲系对乙系，敎师对职员等本位思想，你轻我重之看法——因如此，毎不免笼统而有所蔽。第四，应先择我所认为最重大、最切要、最紧急、最有关系和影响，而恰恰为一般人所忽略而为我所独看到并曾细想过之问题——应择此类问题，着重先谈；平心静气，不屈不挠地，“强聒不舍”，一谈再谈，久久慢慢地谈。其他琐细之问题，在我可以不谈。以上的“鸣”法，为着是要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毛主席，忠于我自己（“尽心之谓忠”；真心实意去说话、做事，要“心到、眼到、口到、手到”，便是我所了解的“忠”）。
吴宓认为“我的薪水太低”“我住的房子太坏” 等话，“究竟个人所关者小”，表现出一种大度，很难在那个特殊时期被人抓住小辫子并无限上纲。吴宓的态度，和1956年他的工资级别出乎他意料的高定，应该有很大关系。1956年10月30日，吴宓在日记里记录了当天在历史系系务会议上对工资改革发表的意见：
2：10至5:00史系系务会议讨论工资改革西师人事处及院系当局暨工会所拟新工资名单（草案）。宓先陈二通则，主张（1）对职员不宜菲薄。教职员应平等。（2）低薪者宜多增，高薪者宜少增。又自表谦逊，谓宓原薪七级176. 18元，今拟增为新三级225元，实嫌太多，愧不敢当。宓之得此，自系由于资历。1955年秋冬讲课大受指责，却非宓之咎。但宓近者科学研究毫无成绩，以视史系拟为新四级180元之琴、良两君，实瞠乎其后，何敢薪级凌驾其上，故今定宓薪级，以新四级180元为宜，云云。以次论及史系诸同人，宓赞成良说，主张凌道新、李秋媛各晋一级。又赞成郑亚宇定为十四级。余不记。会后，仍自悔发言太多,不合渊默静超之旨。（《吴宓日记续编》第二卷，546页）
无独有偶，在11月9日的日记里，吴宓还记录有和时任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季平谈话的情况：
院长确在考虑是否列宓于新二级。宓当即求托其代陈院长，宓列新三级已极满意，祈万勿提宓至新二级，反致同人不融洽，宓亦不安心，云云。（《吴宓日记续编》第二卷，554页）
事实上，最后吴宓的工资被确定为新二级，人民币257.5元，在西南师范学院仅吴宓和郑兰华（西南师院化学系教授、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二人而已。当然，对于最后工资评定为新二级，他还是坦然接受的，其1957年5月22日的日记中也有如下记录：
评薪，宓曾坚辞新二级，但与俞平伯、贺麟及楼光来、郭斌龢等之一级、三级相比；又宓捐书值一万数千元，假作分月还值，余生难尽，故宓卒坦然接受新二级，云云。”（《吴宓日记续编》第二卷，90页）
《毛主席讲话对我之启示》一文，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结尾的部分，反映了吴宓对简化汉字的坚定立场：
根据以上之标准，我准备要谈简字问题，我要说出我不赞同、我反对简化汉字的理由：纵或被人讥为顽固、保守，但由于毛主席的感召，由于我的“忠”之观念，我对此问题实不忍缄默、不敢缄默。今年一月底，我在重庆市教育工会所主办的敬老会上，曾说过：“除（1）完全废除汉字（过去曾有人如此主张过）和 （2）使用简体字外，我对党和国家所有的政策、所有的改革和号召，没有一件我不是完全赞同，积极拥护的。”我现在再作此声明。（附带要声明，我所有的文稿皆用楷书繁体字写成，伹排印出来却变成简体字了！）
吴宓文中表达了对简化汉字的反对态度，和日记中的过激态度想必已经大为和缓，且声称提出反对意见，也是由于“毛主席的感召”，出于“忠”之观念，让企图以此抓他小辫子的人，也不易下手。不过，他在文章中并未说出反对简化汉字的具体理由，或许，正如他此前日记中所言，“不敢明言”也。
1957年5月24日，《重庆日报》又刊出吴宓的《再谈毛主席讲话对我之启示》。有趣的是，从其6月4日的日记看，此文的稿费同样也是12元，尽管篇幅比前者多出500余字。这篇文章，首先对“毛泽东思想”加以了定义并夸赞了毛的天才：
所谓“毛泽东思想”，即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学说理论，与中国革命之具体实践相结合之思想。有此结合中国实际之思想，乃能将马列学说中国化。中国化之马列学说，才不是敎条主义或经验主义之学说，才能真正建设社会主义之中国新文化，然后乃能使我国日进于富强康乐之境。——这里表现出毛主席的天才；亦即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在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各方面，取得伟大成功之主要原因。
对于“中国实际”，吴宓在文章中表示：
据我的愚见，“中国实际”包含两方面、两部分：（一）毛主席深彻地了解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包括各阶层、各职业、各类型）的生活、习惯、心理；（二）毛主席学识渊博，曾广读了中国旧书，而且读得最得法，又能发挥每书的效用。
在援引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及的六部古书内容后，吴宓盛赞说：
这类千百部的旧书，皆是中华民族遗产之精华，我人民祖先丰富的经验与智慧之宝库，是人人所当吸收而利用的。而若不读书，但凭个人生活之直接体验，断不能十分了解中国人民的心理和其潜在的能力。所以，我们必须学习毛主席的读书。
接着，吴宓话锋一转，又继续落实到简体字上来：
自白话盛行，文言废弃以来,中国旧书的大部分， 譬如锁在箱中，现今一般大学生和许多大学敎师都不能读懂了。若“简字”推行日广，三十年后，中国旧书的全部，譬如久埋地下，腐蚀坏没，无从取读；那时的人，连《中国近代史史料丛编》，连1948 年的《大公报》和《东方杂志》，亦不能阅读了；那时的人，要想追踪毛主席，由广读旧书以了解中国人民的历史根源和心理习惯，便都无办法了（把旧书翻译成简字，决不能很多，且不能完全表达原意）。
吴宓认为：“马列主义的原理（根本义），在中国旧书和西洋古典哲学中，亦可以寻找得出，要当披沙拣金，好好地采集熔炼，好好地结合。”他举例表示：
中国旧书中（一）相反相成（二）一多无碍（三）执两用中（四）随时变通（五）因地制宜（六）实事求是（七）斟酌尽善、权衡至当（八）无可无不可，等道理；其个别的词句，如（1）“民生在勤,勤则不匮”（2）“得民心者兴，失民心者亡”（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毋长傲，毋怙乱”等，又如今晨偶读（5）庄子、山木篇：“若夫万物之情，人伦之传则不然: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胡可得而必乎哉!谋，不肯则欺，胡可得而必(即是固执，即是敎条主义，亦即孔子“毋必”之必）乎哉？”——这岂不是实践论和矛盾论很好的资料吗？我们要搞好工作、纠正错误、解除矛盾，中国旧书是大大能给我们以参考和启示的。
吴宓在文章的最后指出：
马列主义之一重要部分，为中国旧书和西洋古典哲学所没有(无）的，那就是阶级斗争（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革命（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改造、国际两大阵营、分清敌我）之学说。而此学说之信守奉行，端赖于我们必先具有非剥削阶级之行为与意识。而今日我国宪法明白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导思想，则此连所谓“立场”与“观点”，属政治范围，乃实行之事，即使某人思想尚未通（不明其理）亦当服从勿违。
“即使某人思想尚未通（不明其理）亦当服从勿违”，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点，值得特别注意。吴宓如此说，起码证明他在政治上并非如他在情感上那么“书生气”或固执己见。在文章结尾，吴宓重复了他此前的看法：
根据此种认识，所以我（在五月十日登出之文中）主张分为二步：（一）先确定观点，站稳立场；(二）在此范围内、标准下，可以自由谈论，结合中国实际，征引丰富之旧材料（农工人民的技术经验，加上书籍中的智慧道理），以发挥潜力、办好各种事业。
由此可见，吴宓虽然在当地党报的两篇文章里都提出了他对“简字”的反对态度，但他所谈论的范畴，都以“确定观点、站稳立场”为前提，甚至还出于“忠”之观念，并打出了保护伞，如“毛主席学识渊博，曾广读了中国旧书，而且读得最得法，又能发挥每书的效用”等等。1957年，虽然对于吴宓而言，是内心巨大震荡的一年，但终究能够平安度过，也就不难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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