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钟二林 执笔
【简介】“叮咚叮咚，敲敲小钟。小宝宝，骑马到山东。回来带盏灯笼，举起灯笼去冲锋……” 这是小时候父亲经常教我们唱的一首歌，直到现在也不知道这是一首民歌还是父亲自己编的歌曲；但在日寇侵略中国的那些日子里，这首歌肯定是父亲的心声和对我们未来的期望。 父亲钟望阳1910年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市，祖父在他眼
【全文】
“叮咚叮咚，敲敲小钟。
小宝宝，骑马到山东。
回来带盏灯笼，
举起灯笼去冲锋……”
这是小时候父亲经常教我们唱的一首歌，直到现在也不知道这是一首民歌还是父亲自己编的歌曲；但在日寇侵略中国的那些日子里，这首歌肯定是父亲的心声和对我们未来的期望。
父亲钟望阳1910年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市，祖父在他眼睛还未完全睁开时就离家出走了。祖母以给别人梳头为生，因为家境清贫，父亲只读到初中即辍学当了小学教师。19岁那年父亲与母亲陈月英结婚。
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父亲逐渐接近了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儿童小说《小顽童》于1931年由北新书店出版，赵景深先生作序。作品描写一个顽皮的孩子因为父亲牺牲而走向为民族解放战斗的道路，之后又发表了《小三子流浪记》等文章。
1933年，父亲与周钢铭等人组织“海燕文艺社”，后来与叶紫、陈企霞等人组织的“无名文艺社”合并。父亲曾在《无名文艺》月刊上发表儿童小说《雪人》，揭示社会上的贫富对立，对穷苦儿童的悲惨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父亲曾经通过内山书店的店员把《无名文艺》送给鲁迅先生一本，鲁迅在1933年6月10日给白兮(父亲笔名)的回信中说对《无名文艺》有好感，并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鼓励年轻的办刊者和作者。《无名文艺》也引起了矛盾先生的关注，并在《文学》刊物上重点推荐，使无名者有了名。
1935年，父亲接触了一些进步的革命人士，开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后来成为沪东区救亡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之一。当时父亲一家与继父办了一所“普志小学”，地点在虹口唐山路附近，据著名儿童文学家贺宜先生在《苏苏作品选》的序中介绍说 “……这所小学包括两所连在一起的石库门住宅，三间大房做教室，尚有一间大房租给几个文学青年做集体宿舍之用。任教的是望阳本人和他的父亲老杜先生及爱人，大家都叫他小杜先生……。熟悉旧上海的人都知道，那时上海有很多‘弄堂小学’，这种弄堂小学是典型的‘学店’，即以开设学校作为生财之道，跟经营什么买卖一样，但望阳这所小学与一般的‘弄堂小学’迥异其趣，它是一个搞进步社会活动的中心站，平时晚间有工人夜校，星期六和星期天是工人歌咏团和读书会，我记得辅导歌咏的有吕骥同志，参加读书会活动的有林淡秋、林娜(司马文森)、钟望阳、梅林、华嘉等同志。”
著名女作家茹志娟当时随祖母和四哥住在“普志小学”楼上，她那时11岁，强烈的求知欲望使她成为该校两年级的学生。这里的学习生活给茹志娟的印象是:“战战兢兢”地坐在老师面前读着:从前有一个农夫……的故事，因为她年龄偏大，过去又缺乏启蒙教育，学习起来颇感吃力，老师经常在课后把她留下，让她一句一句地背诵，被茹志娟称之为‘关夜学’。当时她是有些不情愿，后来她认为这段生活也给她留下了一些美好的记忆，她特别喜欢小杜老师的爱人陈老师上的课，陈老师每天给孩子们念《大林和小林的故事》，那种新奇神秘的境界，使她受到最初的文学熏陶，产生了阅读文学作品的强烈渴望。
贺宜在《苏苏作品选》的序中还写道：“那时候他是一个辛勤的小学教师，也是一个辛勤的业余儿童文学作者，望阳家累很重，生活很艰苦，工作很劳累，而社会活动又多，他体弱多病，但常常不顾劳累，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又是小学校长，又是教师兼工友，学校里的事都要他经营，既要上课、批改作业，又要参加大量社会活动，还要抽出时间进修自学，他兴趣广泛，有时还在课余创作一些儿童歌曲，他创作儿童文学作品，常常是深夜躲在教师办公室里埋头写作，至于星期日更是他集中精力苦读和苦写的时间。他那时发表作品用的是‘白兮’、‘杜也牧’、‘苏苏’等笔名”。
父亲与“普志小学”的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苏苏作品选》的后记中父亲这样写道：“1978年一位外宾约我谈四人帮对我的迫害情况，他问：‘听说你是一位儿童文学家?’我说：‘我不是儿童文学家，我是个民间艺人，不过我不演唱，只是说说故事而已，我当了十年小学教师，小朋友们常要我讲故事，这使我很为难，在小朋友的逼迫下，我给他们讲过《西游记》、《三国演义》的有些章节，小朋友们爱听，他们说这比上历史课有趣，小朋友们经常在我讲完一节后向我喊叫：讲下去，讲下去，而我则说：只要你们回家去，用功做好功课，互相不吵架，更不许打架，我明天一定讲下去。从中我体会到当老师给小朋友讲故事，不仅密切了师生关系，而且培养了他们不是胡思乱想，而是有科学性的幻想，还丰富了他们的知识，后来我就学着自编故事讲给他们听了”。正如贺宜在《苏苏作品选》序中所言：“他写作品都是首先给小朋友们讲故事，然后再整理成篇，用文字表达出来，所以往往留有很多口头讲述的痕迹，尽管有些粗糙、松散，文字不够简练的毛病，但不能掩盖他的主要优点，那就是作品中洋溢着作者的热情，对儿童生活细微的观察力，更值得称道的是这些作品往往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和对儿童教育的积极意义……，尤其在三、四十年代要突破反动统治的各种禁锢，真实的反映生活，表现社会，跟儿童说实话，这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艺术良心和接受各种严峻考验的决心，否则，那是很难办到的。”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由于日寇强行侵入上海，我们一家只能逃难到租界，“普志小学”也不得不停办了，几经周折，最后在成都路新闸路肇庆里15号3楼的一个阁楼住了下来。这是一个只有十几平方的三角斜顶阁楼，楼梯窄得只能放一个脚尖，楼梯旁的扶手只是一条麻绳，没有厨房、厕所，自来水要到楼下去提上来，但是父亲的革命热情却毫不减退。这个小阁楼日后也成了地下党同志们商讨工作的一个据点，只要有叔叔来，我们姐妹就得到楼下弄堂去玩，并被告知若有陌生人进弄堂，要赶紧上楼告诉父亲。
1937年的11月，父亲由当时“孤岛”地下党文学界的负责人之一戴平万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王任叔(巴人)、林淡秋、蒋天佑、蒋锡金在一个党小组，六个人的分工是：王任叔负责给世界书局主编文学从书，并参与周刊《鲁迅风》的工作；戴平万主要协助陈望道先生编辑出版《新中国文艺丛刊》，还兼管光明书局出版的《光明文学》丛书；林淡秋当时主要搞翻译工作，负责介绍、分析翻译方面的情况，蒋天佑负责文艺理论方面的工作，父亲和蒋锡金负责儿童文学和诗歌方面的工作。
此时父亲正在《每日译报》工作，有机会看到重庆、武汉等地寄来的《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打日本鬼子的斗争也激起了他的创作欲望，迅速地提起笔写了长篇儿童小说《小癞痢》。
《小癞痢》用了十多万字描写了一个憨头憨脑的乡下孩子小癞痢，在抗日战争中饱受阶级压迫及日本鬼子的欺凌，在游击队的教育下，小癞痢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迅速成长为一个能传递情报，无所畏惧的小游击队员。小说还着力描写了“大毛狗”、“小猢狲”、“粗里粗气”等一批小英雄的形象，在“世界儿童文学名著大典”中对该小说的评价是：“这部小说以小癞痢的成长经历歌颂了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保卫祖国的斗争精神，揭示了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密切联系。小说塑造了抗日战争中中国儿童典型形象，小癞痢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是受到父母、同伴、地下党、游击队的影响，逐步从一个不谙世 事的淘气孩童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抗日战士的。同时作者在刻划这一形象时也没有抹掉他原有的缺点，而是细微的展现了他克服缺点的过程，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小说的语言、节奏明快、流畅、口语性强、创造出一种活泼生动的艺术氛围。”
此书首先由“译报”社出版，随即遭到禁售而转为秘密发行，很快销售一空。1939年由少年出版社重印秘密发行，依然为读者抢购一空。此书在当时少年儿童中引起很大的反响，有不少小读者受到影响，走进了抗日战争的队伍，它所起的社会影响和教育效果在儿童文学史上是很少见到的(摘自怀园先生的《苏苏小传》)。
巴人在此书的序中写道:“小癞痢是中国农村社会中一个典型的孩子，我爱他比爱我自己的孩子更爱。”
二
在艰苦的上海孤岛时期，少年儿童们迫切地需要精神食粮，在思想上、行动上都渴望找到一条出路，老师和家长们也希望为孩子们找到良好的教育工具，以帮助孩子们成长起来，使孩子们懂得抗日救亡的道理，为此，父亲和方友竹、丁裕、劳苹等人在《少年读物》的基础上创办了少年出版社，使之成为维护幼芽成长、发展孤岛儿童文学的主要力量，在父亲执笔的《少年出版社和缘起》一文中表达了一群坚持抗日的儿童文学工作者的决心和愿望，他们这样写道：“……我们中国为儿童所写的儿童作品在数量上虽然也不算少，但是所可惜的是若干所谓儿童作家努力的目的，只是骗骗孩子们而已，他们有的把文字写得高深莫测，自以为行文华丽，艺术高超，而自鸣玄博，然一推其内容，那只是一架可怕的骷髅罢了，他们所努力的是要使千万儿童忘掉血淋淋的现实，而推使他们进入一种空幻的“仙境”里去，这无形中杀害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幼芽，为了“廿世纪是儿童的世纪”，我们愿用我们所有的力量，为中国儿童文学努力……”。实际上这就是孤岛文学时期进步儿童文学工作者所发出的战斗呼声，之后父亲与方友竹等人以研究教学经验为名成立了“小学教师进修会”，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编辑出版了供小学生作补充读物的油印刊物《好孩子》，后又改名《儿童读物》。在两年的时间里共编辑出版了小说、童话、故事、剧本、诗歌、少年习作、翻译作品廿五种之多，其中有贺宜的小说《野小鬼》、童话集《真实的故事》、长篇童话《凯旋门》、《隐士的胡须》、《木头人》和父亲根据意大利作家柯罗狄的《木偶奇遇记》写的童话《新木偶奇遇记》，对当时日本豢养的汉奸傀儡做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它大大地鼓舞了小读者的抗日斗志，培养了他们勇敢斗争的精神。作者把深刻的内容贯串在有趣的故事情节中，集中刻划了“矮里矮外国的小胡子要消灭长里长外国”的抵抗势力，形成了故事发展的主线。人物方面除匹诺曹外还写了饶舌的蟋蟀、罗斯姑娘、蜡烛心、跷脚狐狸、瞎眼睛猫、猎狗阿拉亭等，这些动物化的人，都带有社会的、阶级的烙印。《新木偶奇遇记》和《小癞痢》由于得到儿童的喜爱，还在上海、苏联电台先后作为连续广播的儿童节目。还有父亲的《安利》、《汉奸的儿子》、《巧巧》故事集《新中国的少年》。笑苹的国画故事《小牛》、童话《牛皮阿狼》、巴蕾的戏剧《祖国的儿女》、《雪夜梦》、林丁的图画故事《小夏伯阳》、乐观的儿童歌集《晨钟之歌》、戈章的《少年歌集》以及儿童作品选集《永不忘记的一天》、父亲和同志们一起编的《少年文艺从刊》等。这个革命的出版社雷厉风行，大量地出版了各种艺术形式的儿童作品，基本主题都是反对侵略、歌颂团结对敌、暴露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罪恶，颂扬劳苦大众的斗争精神。
1938年7月3日《每日译报》创办的《儿童周刊》由父亲任主编，曾刊登了周恩来、秦邦宪、叶挺的《三个大朋友的话》，还连载了《小癞痢》，这些书籍都流传极广，不单在上海地区，就是在苏南、苏北新四军抗日游击区，以及香港南洋等地都能看到，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少年儿童抗日救亡的热情。“小癞痢”、“野小鬼”、“夏伯阳”、“少年英雄”成为小读者喜欢谈论的英雄形象，不少学校还上演了《祖国的儿女》、《雪夜梦》等儿童戏剧。(根据怀园《苏苏小传》等)
但是，随着“少年出版社”的日益发展，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对出版社的迫害也更加紧了。开始是租界当局禁止一些书籍的发行，继而就是进行搜查没收，最后竟然迫令租界巡捕房逮捕“少年出版社”的工作人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上海租界，至此，上海全部沦入敌手，“少年出版社”才不得不中止了他们的工作，“儿童文学”、“少年世界”等刊物也停刊了，但是留在上海的作家们并没有闲下来，他们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想对策、想新办法，不畏风险，坚持战斗，很有策略地利用英美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在租界积极开展以抗日救亡、民族自救为中心的儿童文艺活动，不仅使儿童文学得以成长，也配合了“孤岛”的整个文学运动。其间父亲又发表了《小捣蛋》、《小报童》、《小学徒》、《小奸细》等中篇小说，方友竹与父亲决定换一个名字继续战斗，又一起合办了“儿童读物”，刊载了许多宣传抗日的文章，同时由组织决定父亲又参加“奔流”文艺丛刊的编委，并筹办一个连环画出版社，“奔流”文艺丛刊后改为“奔流新集”从刊，每个月出一集，主编是楼适夷和满涛，父亲的《十年》、《我的母亲》、《拨快一小时》都在这前后发表，投稿人还有许广平、林淡秋、师陀、王元化等人。后来由于在筹办连环画出版社时出版商知道了父亲等的政治背景，并且勒索宣传费等事件，加之父亲家庭生活负担太重，五、六月份经组织决定父亲准备撤退。
说起家境困难，我们当时虽然年龄小，但还是有一点感受的。记得我们姐妹小时候的玩具全都是用旧报纸折出来的，从来没有玩过买的玩具。父亲的微薄稿费难以支撑全家的生活，母亲就出去做一些小生意，有时卖一些黄豆芽之类的小菜，晚上母亲回来时总是一副既惊恐又疲惫的样子，她说日本人经常要追赶他们，打翻他们的篮子，有时又打又踢，任意地处罚他们，她天天都是跑着逃回来的，实在是挣不到多少钱，可是不出去又怎么生活下去呢?大林说：有一天晚上，她在床上还没有睡着，听到父母悄悄地谈论着不知道从哪里还能省出钱来买米买菜，担忧着这样的日子何时才到头。大林听了之后十分难过，第二天写了一篇日记，讲述了自己听到父母议论后的想法，表示要更加听父母的话，要尽力帮妈妈做事，要更好地读书，将来好挣钱帮助爸爸妈妈。后来父亲看到了很感动，就把这篇日记拿到报刊发表了，展示了乱世给儿童带来了多少不应该有的烦恼啊!
最令人心痛的是我们那一岁多的弟弟榕抗，不幸染上了脑膜炎，因为无钱医治，活生生的死在妈妈的怀抱中。榕抗出生在我们家境困难的时候，可他从小就非常乖，不吵不闹，给他一张纸就能自己玩半天。他的耳朵很灵，只要楼梯咯吱咯吱响，他就会安静下来听，倘若听出是爸爸的脚步声，就会很高兴地笑着说：“爸爸，爸爸”，而且十有八九都能猜对，爸爸为此也特别高兴。看着榕抗闭着双眼，呼吸越来越微弱，妈妈难过得嗓子都发不声了。榕抗死后，家里也只能将那可怜的小身体交给那些在街上巡逻的车子，专门搜集无力处理后事的病故人员去集中处理了。父亲在1939年12月《安利》出版的后记中写道:“让我把这本童话来纪念我的活在这个悲惨的人世间只有五百九十天的抗儿吧!这孩子的死，在我的心上刻了一条永世不灭的伤痕，我会永远想到他生前的天真活泼，声容笑貌，但是，侵略者的犯我国土，造成我今天只能对这个可爱的嫩弱的小生命的死去束手无策。孩子，我亲爱的孩子哟，你的死，给你爸爸以悲痛，但更给你爸爸以勇气，你的死，我了解得清清楚楚，从你悲惨的死中我读到一课从未读过的书。是的，自此我会更坚实地踏着我的脚步，向着我的理想之王国迈进!”
纵观父亲在卅年代上海这段时期的工作，他不仅承担了许多社会和编辑工作，还亲自执笔为孩子们创作了大量作品，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他和他的伙伴们是一群“拿起笔作刀枪”的真正革命战士。怀园先生在“苏苏小传”中这样写道：“苏苏的儿童文学作品，用自己火热的心表达了对祖国的爱，对儿童的爱，他的这种真挚感情通过他的作品，在儿童中间播下了抗日救国的种子，因此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和对儿童教育的积极意义，首先是他的作品始终忠于生活，用崇高的思想、优美的情操，去教育未来的一代，其次是大量的使用儿童语言，情节生动有趣，表现了作者对儿童生活细致的观察力。正由于这样他的作品无一不是当时社会、广大儿童苦难生活的反映。”
三
1942年8月，父亲和母亲带着我们三姐妹在交通员小李的陪同下向解放区转移，父亲把组织关系放在我们的铅笔盒中，我们并不知道要去哪里，只知道爸爸讲的不能乱说话。我们先坐轮船五等舱，后又步行好几天，于8月I3日到达淮南路东根据地，记得一进入根据地，交通员小李马上就放声高唱:“金牛山上打了个大胜仗……”父亲也兴奋地把妈妈的名字陈月英改为陈新英，意味着我们从此将走上新的生活啦!
在解放区，父亲先是在淮南日报社，后又在华中新华分社工作。母亲在干部子弟小学教书，我们也都在这里上学读书。由于日本鬼子经常来扫荡，我们也屡次分散到农村老乡家中打埋伏，很少见到忙碌的父亲。据父亲在1982年出版的“苏苏作品选”附录的《我和儿童文学的姻缘》中写道：在淮阴工作期间遇到不少上海的同志，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写儿童文学了?”“应该给根据地的儿童写点东西呀!”当时我有点动心，但几年不写不知该写什么了。后来有些同志又要调回上海去工作，他们对我说：“你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打个报告也调回去吧!”我摆摆头说我好不容易到了“地上”，难道再回到“地下?”他们说再奋斗几年革命一定会在全国获得胜利，到那时上海也变成地上你也还是要回上海去的。这一番话触动了我的“灵感”，我想到如若回上海，我的在根据地生活了五年的孩子们不会再习惯上海的生活了吧?就这样我开始构想新的小说故事。在根据地秧歌舞可以说是很普遍的活动，既然革命一定会在全中国胜利，那我们的秧歌舞也一定会扭到上海去，扭到全中国去的。这样“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的书名和提纲就产生了，我利用工作空隙以及夜晚的时间一个多月就完成了书稿。当时为了避免空袭，我来不及修改就把书稿给当对华中分局宣传部负责人冯定同志，我对他说，“如果认为可以出版的话，请他帮助我将稿子送给新华书店出版。”
不到两个月，爆发了解放战争，国民党反动派向苏皖地区进攻，
我们所有的机关都要北撤山东，父亲的工作也先后调到中共中央华中分局联络部和华东分局社会部等单位，他以为此书一定无法出版了，然而到了1948年底，父亲在山东一个小镇的新华书店看书，竟然看到《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挺立在书架上，是东北书店1948年10月出版的，父亲立刻买了一木，他为这意外的收获高兴了许久许久。
《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是写一个十岁的小姑娘名叫小巧子，党派她的父母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她就和父母一起来到了上海。那时候，上海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旧上海，而小巧子是在解决区生长的孩子，她热爱劳动、热爱人民、热爱集体，过惯了自由幸福的生活，来到上海后她处处看不惯，事事不顺心，作者通过小巧子的经历写出了当时国统区的黑暗、贫困、不自由和人民向往解放的心情。同时也对比出解放区的欢乐、美好和欣欣向荣的氛围。
当年此书在解放区出版时受到解放区少年儿童们热烈欢迎。全国解放后上海新华书店要重新出版“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因为当时父亲工作太繁忙，只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写了一篇“给小朋友们”的代序。1950年正式出版。1960年少年儿童出版社要再版，这次父亲作了认真的修改。2007年湖北省长江出版集团、湖北教育出版社要出版“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一百部”丛书，来约父亲的《小癞痢》及《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2010年上海市作家协会编选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拟出版二百多位老作家的作品，其中有父亲的《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
父亲在中共华东社会部工作时，副部长杨帆也是父亲在上海地下党老相识，期间，父亲曾受杨帆副部长之托办过一份刊物《渤海公安》，除发表公文外，还刊发了许多鼓舞士气的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颇受公安人员欢迎。现在上级已明确要社会部在上海解放后接管上海市公安局，杨帆任局长、父亲任人事处长，要大家作好充分准备。1949年5月在丹阳等待上海解放的时候，大家一面学习政策，一面待命东进，父亲就萌发了到上海办公安刊物的想法。为此父亲还找来秀才李蒲军商量，让其着手准备。(根据方鸣在《东方剑》2001年第7期文写)
上海解放后，父亲要办刊物的想法得到了领导的重视，陈毅市长在百忙之中题写了“人民警察”的刊名，潘汉年等领导同志分别为刊物题词，1949年7月7日，也就是在上海解放后的第40天，《人民警察》创刊号即问世了，之后，局长杨帆应约为刊物“每周一文”专栏亲自撰稿，父亲负责终审所有稿件，每周四下午闭门谢客，逐篇逐句审稿，那些文章和铅字为塑造新型的人民警察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根据《人民警察》杂志社的文章所写)
1984年1月21日，市公安局举行了一次老同志春节茶话会，老局长杨帆、杨光池及父亲和原刑警处长马乃松等都有出席。得知市公安局准备编史修志，父亲将他珍藏了儿十年的一套创刊时期的《人民警察》赠送给了办公室。如今“人民警察”创刊初期，从1949年到1951年的1-- 5卷等49件馆藏品经国家文物鉴定，评审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这在国家文物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头一回，而新一代的办刊人继续发扬老公安的传统，再出新招率先走出行业内刊神秘的高墙，面向社会公开发行，赢得了社会各界百万读者的厚爱，获得了华东地区优秀期刊，中国金盾报刊奖等一系列荣誉。
四
1955年，发生了“潘杨事件”，父亲因为长期与杨帆共事，受到怀疑审查，那一阶段不被信任的痛苦深深地折磨着父亲的心，很多重要的会议不能参加了，每年五•一、十•一的游行观礼也没有他的请柬了，他虽然没有对我们说什么，但他终日坐在书桌前沉思默想，那个十分沉重的背影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有一天，父亲把大林拉到家中一房间内轻声地说：“组织上现在是在审查我，在开会的时候有人来拍照，我知道这不是拍会议而是借会议来拍我的照，但是我没有做过违背党的事情，如果以后要说我有问题的话，你们跟我划清界线好了。”大林说：“爸爸我们相信你”，父女俩就站在那儿相对无言。之后，他被调离公安局到上海市文化局任副局长，后又调至上海音乐学院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在“文革”期间，父亲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潘杨死党”、“潘杨反革命集团漏网份子”和“反对中央文革，反对革命样板戏的现行反革命”，关在潮湿阴暗的地下室里七年之久，轮番地被批斗审问，受尽迫害。但是，父亲为了历史的真相不被歪曲，为了众多一起工作过的同志的政治生命强撑着自己的精神，不让自己倒下去。1972年父亲获准回家，他背也驼了，双腿肌肉严重萎缩，走路都要手扶着墙慢慢地移步。
1977年，上海开始筹备恢复文联作协的工作，市委宣传部长洪泽同志在各种意见纷争中建议起用一位虽然曾经是位儿童文学家却告别文学界已久，既与过去的作协无人事牵连而又作风正派的钟望阳同志来展开局面。上海作协几十年来纠缠不休的矛盾，在他们两位的努力下总算告了一个段落，这是洪泽与钟望阳联手开创的新气象。(摘自李子云《送洪泽远行》一文)
当时，洪泽同志要父亲筹办一个上海文艺界座谈会，会上作家们呼吁上海迫切需要办一份文学刊物，于是在百废待兴的上海文艺界，父亲不负市委重托，每天要挤两部公共汽车风雨无阻地到编辑部阅稿审稿，处理各种事物，着手《上海文艺》（前身为《上海文学》）月刊的创办工作，从编辑队伍的组建到刊物的组稿等只用了短短五个月的时间，1977年10月复刊，这是上海文艺界在文革后第一个恢复工作的文学机构，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最早复刊的文学刊物。(摘自韦泱《苏苏·钟望阳》一文)
首期刊物发表了巴金复出后的第一篇小说《杨林同志》、茹志娟的小说《出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还刊登了曹靖华、杜丘、何易的散文，还有郭绍虞、李俊民、臧克家、赵朴初、顾工的诗词，姚雪垠《李自成》第三卷的部分篇章。出版当月，父亲主持召开了一次读者、作者座谈会，巴金在会上第一个发言，对《上海文艺》的出刊表示祝贺，欣喜地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刊物啊！”
1978年，父亲彻底平反，担任了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上海市第五届政协常委以及《上海文艺》副主编等职务。
在父亲百年之际，我们把能够搜集到的资料整理成文，来纪念我们亲爱的父亲钟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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