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曹树钧
【简介】 转眼之间，曹禺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六周年了。2011年春节，我又一次观看了上海沪剧院演出的沪剧《雷雨》，剧场里时而寂静无声．时而感叹唏嘘，时而掌声雷动，让我深切地感到：先生的思想与艺术的生命是永生的。回顾我与曹禺剧作近半个世纪的接触，《摄魂——戏剧大师曹禺》（曹树钧、俞健萌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
【全文】
转眼之间，曹禺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六周年了。2011年春节，我又一次观看了上海沪剧院演出的沪剧《雷雨》，剧场里时而寂静无声．时而感叹唏嘘，时而掌声雷动，让我深切地感到：先生的思想与艺术的生命是永生的。回顾我与曹禺剧作近半个世纪的接触，《摄魂——戏剧大师曹禺》（曹树钧、俞健萌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以下简称《摄魂》）在先生直接关怀下的出版经历，我的缘于曹禺剧作的戏剧情结，便一一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际，成为永志难忘的人生记忆。
撰写《年表》请曹禺指正
我于1963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1962年毕业论文选题便是《<曹禺>人物论》。经过多年的资料积累，我撰写了一篇近3万字的《曹禺年表》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我冒昧地给曹禺写了一封信，请他的夫人李玉茹代为转交，并附上此刊一份，请先生提出意见，在信中我还具体列了18个疑问，请曹禺先生释疑。信送出之后，我又有些后悔，感到此举太唐突。自己当时不过是上海戏剧学院一名年轻的讲师，怎么能如此打扰早巳蜚声海内外的戏剧大师?不料，隔了不久，我便收到曹禺先生的一封亲笔回信，对我信中提出的18个问题逐一作了回答，有的问题作了相当详尽的亲笔回复。例如：
一、笔者问：“赵丹同志1937年曾同您洽谈《原野》演出一事，后来此剧如期演出了没有？”
曹禺答：“我在一九三七年夏到沪与赵丹、舒绣文等演员与导演会谈过。他们一直在沪演出，直到‘七七’事变后被迫停演。可问北京电影制片厂老导演朱今明同志。”
二、笔者问：“《原野》的素材除来源于段妈的叙述外，其他还有什么出处?当时您是否到农村访问或住过若干时候?”
曹禺答：“关于农村破产、农民逃荒；农民在乡下受地主恶霸迫害压榨，我在天津从各方面书报上，我周围的的来自乡下的女仆人等(处)知道不少。我亲眼看见来天津逃荒农民凄惨悲痛情况，但我未到农村体验生活，我只见过附近农村凋敝、民不聊生表面情形。”
曹禺先生对年青学者的回信，极大地鼓励了我深入探讨曹禺剧作、研究戏剧精品的热情。
“创作不是照猫画虎”
我和曹禺著作爱好者俞健萌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一个设想，想写一部反映曹禺一生的文学传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稿约正好和我们的愿望不谋而合。在这之前，由我执笔写过一篇长达3万字的文学评传《曹禺的青少年时代》，简称《青年曹禺评传》，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摄魂》这本书的一个毛胚或大纲，初稿根据1984年10月曹禺先生的意见，作了较大的修改。1985年秋，专程赴北京再次聆听他的意见，准备再作修改之后由上海文化艺术报发表。(后此文于1985年8月--11月在上海文化艺术报上连载10次)
一天下午，我们应邀到北京曹禺先生寓所，因为先生原名万家宝，他的学生都敬称他为万老，我们便也这样称呼他。
先生将我的文稿又一次作了仔细的修改，连一些标点的差误也一一作了更正。关于《日出》的创作经过．他还用蓝笔亲自在我的文稿上补写了一段。
先生又一次强调：“文稿对我褒扬过多。我这个人就是一堆感情，没什么可写的。其实．我的成就，都是人民给的，是人民提供了我丰富的创作养料。”
在谈到艺术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时，他指出：“现在有些人将我作品中的一些人物与生活中某某真人真事对号入座，这其实是不正确的。文学创作不是照猫画虎，总要想象、虚构，哪能简单地把生活原型搬人作品中呢?”他举例说：“《日出》第三幕中的翠喜确有其人，也叫翠喜。但是，《日出》中的翠喜并不是生活中那个翠喜的翻版。为了体验许许多多翠喜式的人物，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在天津采访了上中下各等妓院．有时是九先生(即曹禺导师张彭春——笔者注)陪我去，有时是戴涯陪我去，有时是孙浩然陪我去。”说到这儿，他翻看我写的稿子说：“关于《日出》的创作过程，我用蓝笔补写了一段，你们看是否合适?”我们一看，先生加了这样的一段：
在三个月的观察中，曹禺见到了许许多多翠喜式的人物。一个个被压在社会底层的灵魂一次又一次地在曹禺面前展现出来。他的心为之战粟：这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最黑暗、最需要阳光的角落啊!
这段话很概括地表达了先生典型化的创作方法，后来我们原封不动地收进《摄魂》，一书中。
《青年曹禺评传》是阶段性评传，主要描述曹禺从小到《北京人》问世这30年的生平和创作道路。全文共十节。曹禺逐节谈了他的意见，一边补充一些细节。“在见总理之前，我在武汉时期，曾收到总理写给我一封长信，谈他看了《雷雨》后的感想，他很喜欢这个戏。可惜这封信因为多次搬家，不见了。那年冬天，我到曾家岩50号周总理住处，初次见面，起先有些拘谨。没想到总理一点架子也没有，一见面就说你是南开毕业的，我也是南开毕业的，我们还是校友呢，一句话就把我的拘束全打消了。总理是那样的平易近人，他绝对不强加于人。解放后，他让我去协和医院体验生活，至于具体写什么，怎么写，他从不加干涉。重庆时期，我就喜欢朝曾家岩跑。再次去曾家岩，就觉得把国民党陪都的污浊都撤在了外面，觉得只有在这里才能呼吸到新鲜空气，让人心旷神怡。……”
“我是一堆感情”
为了通过电视，向全国人民介绍我国著名的文学家，1987年初，应中央电视台之约，我执笔撰写了六集电视传记片《杰出的戏剧家曹禺》（已于1988年2月、8月两次由中央电视台播出）初稿。这次电视传记片的拟定、采访、拍摄过程，大大丰富了《摄魂》的写作，许多内容均融入了传记的创作之中。由于电视传记片打印稿事先已请先生过目，这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与中央电视台摄制组几位同志来到曹禺上海复兴西路寓所，登门聆听意见。
我们刚将来意说明，曹禺先生就说：“我写的东西不多．不值得拍电视传记片。你们应该拍郭老、巴老，还有夏公他们，他们才真值得拍。”我对曹禺说：“中央电视台有一个总的打算，这几位他们都已列入计划，巴老已经拍好了，郭老四川电视台已经找人写成了脚本，正在筹拍。”曹禺这才说：“既然你们一定要拍，那么需要了解什么。你们就随便问吧。”于是我便依照预定的访问提纲，提出一些问题请先生畅谈。
“曹禺先生，听说你从小就酷爱戏剧，能否具体谈谈？”
“我可以说从小就是一个戏迷，看的戏多极了。谭鑫培谭家的戏，从谭鑫培、谭富英到谭元寿我看了四代。余叔岩的《打渔杀家》，龚云甫的《吊金龟》，刘鸿声的孔明，杨小楼的黄天霸．许多曹操戏，还有韩世昌的昆曲《夜奔》等等，多得数不清。我告诉你，在南开的时候，我还演过京戏。《打渔杀家》我演肖恩，《南天门》我演曹福，……”
“万老，听说你还看过不少文明戏，能记得起剧名吗?”
“年代久了，让我想一想。记起来了。我印象中看过《新茶花)、《洪承踌)，还有秦哈哈演的戏，他的演技绝妙，我至今还有印象。”
我们的电视片重点要突出的是曹禺主要作品的创作过程，我请先生谈谈他构思作品的一些特点。先生脱口而出：“我这个人就是一堆感情。写《雷雨》的时候，我多少天神魂颠倒，食不甘味。虚伪的魔鬼让我愤怒，势利的小人让我鄙夷，纯情的女子让我喜爱，完全沉浸在情感的漩涡里。《王昭君》是总理生前交给我的任务，剧本写完了，我却再也听不到总理的声音了。想到这儿，我伏在桌上大哭了一场。……”听着先生敞开心扉的谈话；我不由得想起罗丹的名言：“艺术就是感情。”又很自然地联想起他的干妹邹钧告诉我的一件事：解放初期，曹禺母亲去世，他从北京赶回天津老家奔丧，一把抱住次女万昭。一会儿摸摸她的头．一会儿摸摸她的肩膀，一边摸一边含泪说道；“昭昭，你怎么不常来看看奶奶。往后，你想见奶奶的面，就再也见不到了。”曹禺越说越伤心，失声痛哭起来。站在一旁的干妹邹钧也忍不住痛哭起来，室内一片哭声。
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极富感情的人，正因为这样，他才能以他的作品燃烧着每一位读者和观众的心。
登高壮观天地宽
1985年，由我执笔的阶段性评传《曹禺的青少年时代》获得曹禺先生认可，使我撰写曹禺传的信心大增。1986年，我又执笔撰写了电视传记片剧本《杰出的戏剧家曹禺》(已在1995年11月天地出版社出版的《走向世界的曹禺》一书中发表)。1987年又有幸跟随中央电视台摄制组沿着曹禺先生当年生活过的七个主要城市实地进行考察、拍摄。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包括曹禺剧作的演出资料，这为今后系统地研究曹禺演出史打下较扎实的基础，同时，通过电视传片的拍摄，我更加深入地熟悉了曹禺，了解了曹禺，积累了更加丰富的创作素材。聚沙成塔，厚积薄发。此时我撰写曹禺传的时机也更加成熟了。
在写曹禺传的过程中，先生多次抱病长达数小时地接受我们的访问，详尽地听取了我们的写作大纲。更为荣幸的，是他给了我们极大的信任。1988年8月，我和俞健萌在中国青年出版社责任编辑韩秀琪同志陪同下，再次赴北京木樨地寓所郑重地听取先生对写书的意见，他说：“传记文学不同于正史传记，它应该是一种在史实基础上的文学创作。既然是文学创作，那僦应该让作家有更多的自主权。我相信你们的采访和核实是到家的，我也信任你们会实事求是的。你们在史实基础上进行创作，这是你们的自由和权力，我无权干涉；因为你们只是用我的经历作素材，在写你们的作品。至于我，以我自己的作品和言行来让想了解我的人了解；你们从你们对我理解的角度，任贬任褒都无妨。”
后来，先生审阅了我们大部分文稿。由于身体多病，未能全部看完，他对此表示歉意。不久，我们两人先后收到先生挂号寄赠的条幅，表示对我们的支持和勉励。给我的条幅，全文为：
一九八八年早秋
登高壮观天地宽
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
香波九道流雪山
录李白诗赠曹树钧同志 曹禺
先生对我们的这种支持和信任、关心和“放纵”，使我们由衷地崇敬这位大师的磊落和宽宏，同时又使我们感觉到身负的责任。1988年见面时，我们还告诉他，书名拟取《摄魂者的足迹——戏剧大师曹禺传》，并征求他的意见。先生说：“大师这个头衔不要，我就是曹禺。摄魂这个词作书名好，不落俗套。”并请作者另择时间选择一些关于他生平活动的照片编入书中。
1990年5月，35万字的文学传记《摄魂——戏剧大师曹禺》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8月，听说先生住院，我专程赴京看望先生，并赠送刚发行的《摄魂》一册，对他的支持表示深切的谢意。先生躺在病床上；左手正在吊盐水针。他右手拿着散发着书香的《摄魂》，高兴地说：“祝贺这本书的问世，谢谢作家们辛勤的劳动。”他还说：“有的作者写关于也的书，老是从他这儿问这问那，你们主要靠自己广泛地作调查研究，这很不容易。”我告诉曹禺先生下一步准备从演出角度研究先生的剧作。他说：“这样研究才对路，剧本的生命在于演出。不联系演出，剧本的得失就不容易说清楚，剧本的价值也不能充分地显示出来。”
笔者大学毕业工作近五十年来，继《摄魂》之后在曹禺先生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先后又出版了专著《走向世界的曹禺》、《曹禺剧作演出史》、文学评传《曹禺成才之路》等作品，缘于曹禺剧作的戏剧情绪，将永远激励我孜孜以求，不断探索曹禺戏剧艺术摄人魂魄的真谛。
曹禺剧作是中华民族的魂宝，以文学传记的形式弘扬这一文化瑰宝，让世界人民成为曹禺的知音，是中国作家的一个光荣而又神圣的责任。
（本文作者为中国曹禺研究学会副会长，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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