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苏兴良
【简介】赵景深先生是老复旦了，在复旦执教足有50多年。他不仅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名教授，在文学创作、翻译、编辑方面成绩也很卓著，而且在民俗文学、戏曲尤其是昆曲研究领域也是硕果累累，成为文坛、讲坛、艺坛上的大家。“文革”期间我曾有缘与赵先生同住过一室，听他讲述一些过去的故事，至今犹言在耳，留下深刻的印象，让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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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景深先生是老复旦了，在复旦执教足有50多年。他不仅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名教授，在文学创作、翻译、编辑方面成绩也很卓著，而且在民俗文学、戏曲尤其是昆曲研究领域也是硕果累累，成为文坛、讲坛、艺坛上的大家。“文革”期间我曾有缘与赵先生同住过一室，听他讲述一些过去的故事，至今犹言在耳，留下深刻的印象，让我至今难忘。
赵家书库
记得还是1979年12月份吧，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认领了《文学研究会资料》汇编的项目后，即着手有关资料的搜集，先后拜访了复旦中文系里当年的文学研究会会员郭绍虞、吴文祺、赵景深、乐嗣炳等四位先生。其中赵景深先生在长期的文学活动和执教生涯中很注意搜集现代文坛方面的资料，并热心提供给求访者。于是，我曾多次到淮海中路425号（四明里）赵先生寓所拜访请教，他向我提供了许多文学研究会的珍贵史料，包括他整理的几种文学研究会丛书的名录，文学研究会部分会员名单、笔名，以及他主编文学研究会会刊《文学周报》5至7卷时的情况，还提供了徐调孚、徐霞村等会员的通信地址，供我与之联系。
当时，我曾询问赵先生是否保存有文学研究会的会员录？先生微微一笑，说本来是有一份的，抗战前被人借去替我丢失了；并说，我还有一张文学研究会的部分会员照，等我找到，下次给你。在我第三次拜访他时，先生将事先找出的一张照片交给了我，并说这是耿济之与燕京大学部分教员的合影，是我从英文报纸上剪下来的，你们编资料也许有用。
赵先生家喜欢藏书，又注重搜集资料，书籍、报刊、文史资料，甚至会议通知、请柬、贺卡等都精心保留，并乐于借人，将所藏提供给需要的人使用。他家里藏书差不多有近3万册，对谁都肯借，无论是复旦大学的师生，校外认识不认识的，只要他藏有的，都肯出借，且只需在笔记簿上登记一下即可。我为了编辑文学研究会的资料，就曾向他借过书。他的家差不多成了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书库，凡是跟赵先生熟识的人，都了解“赵家书库”的特色，都敬佩赵先生的这种大度、乐于助人的高尚精神。先生逝世后，家属按遗愿将26000册藏书，捐赠给了复旦大学图书馆，并设立赵景深奖学金。
“文革”中轶事
当年赵先生为了帮我寻找资料，有时还爬梯子登上高处去翻找。记得有一次，竟跟我谈了两个多小时，赵师母有意提醒我们谈的时间挺长了。这时赵先生就对师母说：我们很熟识的，“文革”中我们曾在复旦住在一个房间里的……
赵先生的这句话，现在又勾起我一段更加难忘的回忆。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我被借调到上海体育学院搞外事接待工作，等到1967年春外事工作结束搬回复旦校内集体宿舍时，就被安排住到学生宿舍10号楼三楼朝西的一间寝室，发现赵景深先生当时也住在里面。原来，“文革”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时，他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关押在这个房间，接受监督批判。待我搬入这间屋子时，赵先生虽然已经解除了关押，但还得住在学校跟中文系学生一起参加大批判。于是我在那样的岁月里就有幸跟赵先生同住一室的机缘，晚上不免要聊一些运动中发生的事情和他的往事。
一次他谈起“文革”初期被关押时的一件辛酸事，令我啼笑皆非、刻骨铭心：有一天，看管监督他的红卫兵要外出，又怕他跑了，就把他反手绑在床柱上（双人床），恰巧有人来敲门,问“有人吗?”赵先生无法起身，顺嘴就说“没有人”。那人就说：“你不是人吗？”“我不能动，你等会吧”。——我听了这件滑稽事，想笑都笑不出来。
记得还有一件事，也是发生在“文革”中。赵先生在10号楼宿舍解除关押后，有一次帮教他的红卫兵拿来两只糠菜窝窝头，说是要给赵先生吃忆苦饭。赵先生细嚼慢咽总算吃下一只。他望了一会儿剩下的那一只，就拿出手帕把它包起来，在旁的红卫兵责问他为什么不吃？赵先生微笑着说：这个留着星期天带回家给夫人吃，让她也忆忆苦……。我不是造反派，跟赵先生同住一段时间后，彼此有了了解，听他说起这些事，心里真不知是什么滋味。赵先生记住我和他这段“室友”生活，日后我去拜访他时，对我十分亲热，可以无拘无束的交谈，把他掌握的有关文学研究会的资料，全数翻找出来，提供给我们。
钟情复旦
我不是复旦大学毕业的，以前没有听过赵先生的讲课。但赵先生的大名还是早有耳闻。这次同住一室，从闲聊中得知一些赵先生的生平经历。他生于1902年4月，1919年进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其时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期，他加入了邓颖超组织的“女星社”，还参加周恩来发动的学生请愿活动。他后来虽然毕业于天津棉业专门学校，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励下，却成新文学大潮中的弄潮儿。1919年开始着手翻译丹麦安徒生的童话，成为我国介绍安徒生作品的第一人。1922年他与文学青年组织了绿波社，任社长；次年加入最大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成了该社的骨干，主编过会刊《文学周报》5至7卷。1927年他担任开明书店首任总编辑，在之后的两年里译成《柴霍甫（今译契科夫）短篇小说杰作集》8大卷，100万字。1930年改任北新书局总编辑，并开始来复旦大学任教授，成了教授、编辑、文学写作的多面手，最终成为著作等身的文学家，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谦和慈祥、乐于助人的著名学者。在学术上，他的治学先从儿童文学起步，稍后转入民俗文学的研究，最后驰名于戏曲学界，成为我国著名的戏曲学家。
谈到与复旦大学的关系，赵先生显得很兴奋、欣慰，他说1930年进复旦大学担任教授，以后一直在复旦中文系执教，其间只有抗战时期日本人占领全上海时，才离开复旦大学3年。后来我查阅校史资料得知，复旦大学中文系是1925年起设置的，1930年赵先生来复旦中文系任教时才28岁，到他83岁逝世的1985年，共在中文系执教了52年。比起中文系其他一些因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而来复旦中文系的名教授，赵先生在中文系的资历要深厚得多，称他为中文系的元老教授，并不为过。可以这样说，赵先生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复旦中文系。
“文革”中赵先生虽然遭受磨难，但一点也没有减弱他对复旦中文系的一往情深。他从1956年起带研究生，“文革”后虽然年事已高，仍担起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导师，在他生命最后时候还抓紧时间审阅完19万字的博士生论文，并作了认真的分数评定。这就是复旦人的精神，一种蜡烛燃尽照亮别人的无私奉献精神！
赵满堂与赵家班
赵先生学识渊博，在上古典文学课时，常常能联系小说、诗词、音乐戏曲、民间故事等多方面知识，边讲边演示，精彩生动。例如，讲到古典戏曲，教到什么什么曲种，赵先生就会边讲边唱，边唱边做，做起来身段很灵活。在讲到民间文学时，也会列举他搜集到的民间歌谣，唱念结合，饶有情趣。因此，听他的讲课的学生特别多，常有许多外系的旁听生，教室里坐得满满的，他的课堂也被学生私下称为“赵满堂”。这样的讲课，活跃了课堂气氛，加深了学生的印象，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所以听他的课，有一种得到高雅艺术的美的享受。
赵先生对昆曲发展事业呕心沥血，为了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作了不懈的努力，成绩卓著。他曾拜昆剧名旦尤彩云和张传芳为师，苦学了8年，做到能唱也能表演，生、旦皆能扮演。早在1939年，他就与夫人李希同创办了“红社”，1956年又团结沪上剧友，成立了“上海昆曲研习社”，并在中文系开设古典戏曲课程；“文革”以后，虽说他年事已高，仍不忘培养昆曲研究人才，一方面招收戏曲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指导弟子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在家中开设中国戏曲史课。每逢星期六下午，除了先生所带的研究生来听课外，还一概欢迎有志于此道者前来。因此，慕名而来者众，既有赵门弟子，也有校外人士，他的卧室兼工作室俨然成了一间课堂。一次，我去访问赵先生时正巧是周六，只见他房间里有十多人在听讲，不时还有解答释疑，屋子里热气腾腾。
赵先生对古代戏曲，能做到言传身教，不仅讲理论，还常作示范演出。1961年，他61岁时参加学校文艺演出了《玉簪记》，扮演20左右岁的小生；还有一次，他全家出动，在复旦大礼堂演出昆曲《长生殿·小宴惊变》。他扮唐明皇，夫人演杨贵妃，儿子演高力士，女儿、侄女演宫女，荣获了“赵家班”的美誉。当年中文系的师生说到赵先生，每每谈及此事。为了推广传统戏曲，赵先生还撰写了大量的评介文章，为弘扬了中国传统戏曲文化艺术，作了多方面的贡献。
赵先生一向热情待人，没有架子，不管熟不熟识，他都真诚相待，热心赐教，不吝借阅。他的乐意助人、提携后进的师德，常令与他交往的人深受感动，由衷敬佩。1985年1月7日，赵先生因在寓所上楼时跌倒而致昏迷逝世。1月15日我去龙华殡仪馆大厅参加赵先生追悼会时，看到有上百人前来吊唁，各种花圈、挽联摆满了整个大厅。其中有一副挽联最能表现赵先生的德艺双馨的高尚品格：
文学家 教育家 戏曲家 家家成名
爱国心 事业心 待人心 心心炽热
赵景深先生享年83岁，一生中创作、翻译、编辑过的各类书籍近150种，在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翻译和俗文学等领域的研究方面堪称泰斗，又是奖掖后进、弟子盈门的一代宗师。我虽然不是赵门弟子，但他的高风亮节始终令我敬佩。今年恰好是赵景深先生诞辰110周年，谨以此文表示对赵先生的永久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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