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日期】2019-02-15
【类型】报纸
【作者】丁言昭
【简介】于伶(1907-1997年)给我父亲丁景唐写信时，有时署名尤竞，有时署名老迂。父亲比于伶小十几岁，但他俩相识很早，交往很深，因为他们有很多共同点，比如都是很早投身革命，都长期从事党的宣传文艺领导工作，自身也是戏剧家或作家。他俩一见面聊起来就没个完，说得最多的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趣事。于伶是1932年
【全文】
于伶(1907-1997年)给我父亲丁景唐写信时，有时署名尤竞，有时署名老迂。
父亲比于伶小十几岁，但他俩相识很早，交往很深，因为他们有很多共同点，比如都是很早投身革命，都长期从事党的宣传文艺领导工作，自身也是戏剧家或作家。他俩一见面聊起来就没个完，说得最多的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趣事。
于伶是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第四任党组书记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的领导，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市委文委委员、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秘书长、上海戏剧电影界救亡协会组织部长兼秘书长，创办上海剧艺社和《剧场艺术》月刊。皖南事变后去香港，负责香港进步影剧运动。香港沦陷后即转重庆，任中共渝办文委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重返上海，担任上海艺社负责人、昆仑影片公司编剧。1949年后，历任上海市军管会文教委员会委员、上海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市文化局局长、中国戏剧家和电影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华东作协和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等。1950年代受到潘汉年、杨帆冤案的牵连被罢官。“文化大革命”期间遭残酷迫害。
1976年后，于伶当选为上海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于伶从1930年代起，创作了几十多部话剧、电影，有《花溅泪》《夜上海》《长夜行》《夜光杯》《七月流火》《戏剧春秋》（合作）《心狱》《聂耳》（合作）等。《聂耳》曾获捷克国际电影节优秀传记片奖。1990年代出版4卷本《于伶剧作选》和《于伶戏剧电影散论》。
1980年代初，我为了写叶灵凤小传，到各个图书馆去查阅资料，拜访了赵景深、施蛰存等与叶灵凤同辈的老先生，自觉材料收集得差不多了。这时候，父亲建议我去拜访于伶伯伯，说：“由于工作关系，凡是你能想得到的文学界、电影界、戏剧界的前辈，他都认识。”一天，我事先没通报就直接闯去了。
那时，于伶住在常熟路、巨鹿路拐弯角上一座小洋房里，后来成为《上海老年报》编辑部。我到了门口，只见门锁着，便“砰砰砰”敲响黑铁门。从门缝里望去，一位老人戴着墨镜，瘦瘦的，正慢吞吞走过来，打开门，问“找谁？”
“找于伶伯伯。”“什么事？”“我想问他关于叶灵凤的事。”“哦，就是那个涂雪花膏的朋友。”老人顺手从邮箱里取出一些报纸、信件之类的东西，就自顾朝楼里走去，既不说“跟我来”，也不说“他不在”。但我还是尾随老人进楼。当时我有种感觉，这肯定是要拜访的于伶伯伯，果然，我的感觉非常准确。后来我写了篇《坐拥书城的叶灵凤》，刊登在1991年11期《语文学习》上。
1987年3月14日《广州日报》娱乐版上，刊登了一篇“艺坛回顾”：《洪深和<汉奸的子孙>》，文中说：“独幕话剧《汉奸的子孙》就是他（按：指洪深）那时期的作品之一”。父亲看后凭记忆，觉得这个戏不是洪深一个人的作品，似乎还有于伶等人参加。好在手头有于伶家电话，很方便。于是，父亲让我立即打电话给于伶。于伶在电话里说：“《汉奸的子孙》是五个人一起搞的，有夏衍、洪深、张庚、章泯和我。不过正式发表时，夏衍没有署名。”我问：“发表在什么刊物上？”“在洪深和沈起予主编的《光明》上。”我和父亲都是好事之徒，赶紧又翻出《光明》影印本，在1936年7月10日出版的《光明》1卷3号上，找到《汉奸的子孙》，署名洪深、章泯、尤竞、张庚集体创作，尤竞执笔。尤竞是于伶的笔名。1937年1月，生活书店出版于伶的独幕剧集时，书名为《汉奸的子孙》，洪深为他写序，题目是《时代与民众的戏剧》。
我已记不清到于伶伯伯家去过多少次，有时随父亲一起去，有时一个人去，起先到常熟路、巨鹿路的小洋房，后来他搬到吴兴路的高楼去了。1984年10月20日下午，父亲和我到上海宾馆参加上海书店成立30周年茶话会后，一同去拜访于伶，这天他讲了几件有趣的事情。
于伶告诉父亲，近来有人在香港发表文章，写到他，一个说他功课名列前茅，但体弱无力；另一个说他功课呆板，但体育很好。父亲听了哈哈大笑，“那能噶滑稽啊！”我忍不住问：“那你在中学里功课究竟如何？”“当然是名列前茅。”
“那身体呢？”于伶推推墨镜，并不正面回答，只说：“我在运动会上，参加1500米、1000米、500米田径比赛，得过三块金牌，当时《时报》的头版上还登过我的照片。”“真的？哎，用什么名字？”“我不告诉你。”嗨，还卖关子呢。这又何妨，说不定我真的会去查这份报纸呢。不过说实话，到现在我还没有查到。
于伶写过许多剧本，有个剧本的名字叫《水横枝》，印象特别深，父亲说过鲁迅曾在文章中提到这种植物，只要有水，它就能活，生命力特别强。《水横枝》后来改名为《七月流火》，是反映茅丽瑛烈士革命斗争生涯的，创作于1960年代，不料却遭到禁演的厄运，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作者种种“罪行”中的一条。“文化大革命”中，我曾到上海人艺参加过一个批判《水横枝》的会，什么内容完全想不起来了，只是加深了对这个戏的印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水横枝》以《七月流火》之名重登银幕，我去看了。正巧这时父亲的朋友从厦门给她带来一株水横枝，我把它放在一个精致的花盆里养着，不时地给它换水，不久就钻出嫩绿嫩绿的小树叶，煞是可爱。上海文艺出版社《旅游天地》的编辑寻遍上海，找不到一株水横枝，父亲得知此事，告诉他们，我女儿有，于是前来商借。后来编辑将它拍了照，登在刊物的扉页上。
在于伶那月牙形的书房里，父亲发现一本非常独特的书：《聂耳全集》，这部书不仅用眼睛看，还能够用耳朵欣赏，真可以说是“乐在书中”。书是十六开硬纸套里装着重磅道林纸的三册精装本，收入聂耳的全部创作、书信、日记、曲谱等，并附有图片和年谱。另外有一册是由国家乐队和著名音乐家演奏、演唱聂耳作品的两盘立体声盒式录音带，其中尤为珍贵的是保留了半个多世纪前，聂耳自己演唱《扬子江暴风雨》、陈波儿和袁牧之演唱《毕业歌》、金焰等演唱的《大陆歌》、王人美演唱的《铁蹄下的歌女》等录音。
父亲一边爱不释手地翻阅着聂耳的手稿、照片，一边倾听于伶追忆与聂耳的友谊。说起聂耳，于伶总觉得他还活着，语气中充满了思念和留恋。1962年初春，于伶特地赶在聂耳50周年生日之际，到昆明去祭墓，并到植物园去买了五株云南的名树——云树，栽在聂耳墓前。
1980年于伶到日本，向聂耳纪念碑献花时，禁不住流泪，事先，同去的刘厚生一再提醒他：“到时别哭！”但他还是哭了。他说：“当我再三仰望纪念碑上那么熟悉与亲蔼地憨笑着的聂耳同志的遗容，想着这位党的音乐艺术家的党性、品德、胸怀、气度与见识，想着同志间的掏心掏肺与肝胆照人的关系，俯仰今古，感慨系之！我能噙着眼泪不流吗？”
于伶是1932年夏天在北京认识聂耳的。聂耳原在上海明月歌剧社工作。1932年7月22日他在左翼刊物《电影艺术》上发表了一篇短评《中国歌舞短论》，文中一方面肯定明月歌剧社的创办人黎锦晖的作品，有反封建的因素，另一方面尖锐地批评了他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仍然主张“为歌舞而歌舞”的错误。聂耳这些忠告不被明月歌剧社里人理解，反而在上海《时报》上刊登启事，声明聂耳“因故退出本社”，“以后所有一切言语行动，与本社无关。”聂耳一气之下，于8月7日离沪赴京。
聂耳住在宣武门外的云南会馆里。一天，来了位戴着眼镜，书生模样的青年，那就是于伶。原来，于伶收到上海剧联总盟赵铭彝的信，信中说，他已经向聂耳介绍了他，要于伶做聂耳在北国的唯一朋友。在他俩第一次狂热的握手时，聂耳的朝气、矫健、热情和聪敏深深地打动了于伶的心。他们一见如故，像老朋友一样聊起天来。在于伶的介绍下，聂耳于9月中旬起参加剧联北平分盟。10月28日，聂耳随北平剧联参加清华大学东北同乡会为抗日义勇军募捐的游艺会，登台用小提琴独奏无产阶级战歌《国际歌》。
当时于伶和宋之的在大幕后，忽然来了个左联的同志，怕清华大学内人员复杂，会出事。就在大幕后，隔着幕布想把聂耳拉进来，叫他不要再演奏，与此同时，于伶和宋之的把聂耳推出去，让他不要中断演出。聂耳全然不顾幕后的一拉一推，全神贯注地演奏。第二天，清华大学内的国民党支部策划，贴出许多标语，上边写着：普罗戏剧污辱了清华艺术之宫等。剧联的同志没理会他们的挑衅，照常演出，取得了胜利。后来于伶在电影《聂耳》中，再现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
聂耳于11月6日离京返沪，过了两个月，于伶也到上海，两人住得很近，经常见面。他们谈艺术、谈生活、谈人生，友谊日渐递增。
于伶是很早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使聂耳在人生道路上，避免走上岔道。
1934年秋，国民党文人在江西南昌成立怒潮剧社，直属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剿匪”总部，怒潮剧社内设戏剧组、音乐组、美术组。怒潮剧社成立后，将《父归》改名为《子归》，塞进反共内容在南京公演。不久，剧社回南昌，因内部分裂而解体。剧社从成立到解体，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个中解体的原因是我地下党派同志进去，进行瓦解工作的结果。当时，上海剧联派沙蒙、吕班进戏剧组，王人美的哥哥王人艺进音乐组。上海剧联除自己派人去工作外，还要求南京分盟也派同志去。
那时候我正在与上海剧协的姚时晓写中国左翼戏剧大事记，到北京等地采访了夏衍等戏剧界老前辈，并且给各地的老同志去函，询问当时的一些情况。听到于伶和父亲说到怒潮剧社，想起自己手上有这方面的材料，就告诉他们。
1989年11月20日吕复给我信中说：“1934年国民党组织一个怒潮剧社，目的是在江西进行反共宣传，上海左翼剧联总盟，找瞿白音、王逸去开会，他们回宁后，分盟开会说总盟要南京分盟派个人打进怒潮剧社，了解情况，进行瓦解。本来是要派我去的，我因有家庭负担，改派王逸打进去以后，曾带我们去看怒潮剧社去南昌前的准备节目，出我意外，他们把《放下你的鞭子》的内容改成父女逃难，是由于红军‘进犯’受难逃亡。这个反共剧目，由左明主演。”
1934年，戴启人、屈光和原怒潮剧社的凌罗、陈新民、周钟、孙达人、王家绳等组织一个南地剧社，演出《沙乐美》《可怜的裴迦》《生之意志》《抗争》《最后一计》等，这是怒潮剧社解体之后的事了。
父亲插嘴问于伶，“你刚才说的那些情况聂耳知道吗？”“他当然不知道，只是应友人邀请，准备去南昌，参加怒潮剧社的管弦乐队。说来也巧，那天我到他家去，他正在整理行李，准备第二天启程。”“这有点像戏里说的：无巧不成书啊!”“是啊。”
那时，于伶负责文总的组织工作，他把一些党的机关刊物放在聂耳处，他是去拿刊物的。于伶一进去，聂耳就把于伶寄放在他那里的一包刊物交给他，口中说着：“走了，有机会，可以利用。”于伶觉得很奇怪，看看四周，有整理好的行李，便问：“你要出门？”聂耳告诉他，准备上南昌参加怒潮剧社。于伶听了很着急，因为他知道怒潮剧社的政治背景，坚决地阻止他去。限于当时的政治条件，于伶无法把详细情况告诉他。但聂耳立刻接受他的劝告，留在上海。
1934年7月，聂耳写信给在昆明的三哥聂叙伦，说：“我决定不到怒潮社时，我便又开始了奋斗的生活，整天整夜地写东西、作曲子。”（《聂耳全集》，1985年10月文化艺术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聂耳没去南昌，在上海为田汉的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创作了《码头工人》《苦力歌》等四首歌曲，为影片《桃李劫》和《大路》写了主题歌《毕业歌》及《大路歌》《开路先锋》等。
于伶感叹地说：“幸亏聂耳没去，不然这些优秀歌曲就不会诞生！”
抗日战争中于伶负责组成十三个上海救亡演剧队、三个战地服务队、一个京剧救亡演剧队。因此，夏衍说：“于伶写的剧本和剧评都不过是他的副产品，他的‘正业’是革命活动的组织工作和领导工作。”
于伶在几十年的戏剧活动中，碰到过许多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他与父亲聊天时，曾讲到过这样一件事。抗战中，于伶带着一个演出队，到外地去演出，经过四川一个小镇时，不巧汽车抛锚，大伙只得下车，当时女演员柏李、张瑞芳等都穿得花枝招展，车上有许多装服装、布景、导具的箱子，当地的土匪见了，以为他们是富商，商量着要把他们宰了。
此话正好被一个和尚听见，这个和尚半路上搭过他们的车，非常感激。所以一听到土匪的话，立即奔过来告诉演出队。说：“大事不好，他们要宰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大家一听都吓坏了，汽车一时三刻还修不好，天已晚，只能在这里过一夜，那可怎么办呢？
不知是谁出的主意，晚上把这帮人的头头都请来吃饭。于伶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把女演员都锁在楼上的屋子里。席间，大家介绍于伶是报社的主编，能够连喝三大碗白酒，面不改色，心不跳！此话一出，把那帮人都镇住了，可是他们有点不相信，马上叫人拿来大海碗，倒上酒，让于伶喝，为了大家的安全，不喝也得喝，只见他毫不犹豫地拿起碗，连喝了三大碗。那些土匪头头见了，立即改变态度，夸奖他：“海量，海量！”其实，于伶不胜酒力，肚里像火烧似的，脸上红彤彤的，难受极了……第二天，于伶带着队伍安全上路。
于伶说：“我的肝不好，大概就是那时喝酒喝的。”
浏览数： 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