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叶嘉新
【简介】 吴组缃是一位恪守“宁可少些，但要好些”这一自订规矩的作家。自20世纪30年代到抗战胜利为止，十余年中仅有短篇小说集《西柳集》、小说散文集《饭余集》及长篇小说《鸭嘴涝》（后改名为《山洪》）出版。他是一位以寥寥可数的作品在国内外赢得盛誉的作家，又是一位来自乡村非常了解农民、热爱农民，秉笔画出了多
【全文】
吴组缃是一位恪守“宁可少些，但要好些”这一自订规矩的作家。自20世纪30年代到抗战胜利为止，十余年中仅有短篇小说集《西柳集》、小说散文集《饭余集》及长篇小说《鸭嘴涝》（后改名为《山洪》）出版。他是一位以寥寥可数的作品在国内外赢得盛誉的作家，又是一位来自乡村非常了解农民、热爱农民，秉笔画出了多灾多难的中国乡村的时代风貌，为中国农民善良而质朴、坚韧而奋起的灵魂雕塑了多采多姿的群像。
1929年前后，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造成广大乡村破产，皖南一带许多商铺也纷纷倒闭。吴父在家境败落中忧愤而死，吴组缃与兄长二人上大学的费用成为燃眉之急，赖乡人和亲友资助才得以继续学业。现实生活中的变故以及由此产生的苦闷，促使吴组缃要在理论上去觅求答案。于是，他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和“社会科学研究会”。这一时段，吴组缃和兄长吴半农等一起参加编辑《中国社会》半月刊，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阅读钻研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如马克思《资本论》英文译本，日本河上肇的《唯物史观研究》、《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经济学大纲》、《资本论入门》等书的中文译本以及李达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油印讲义。随着他社会思想发生变化，他的文艺思想也发生了变化。1931年11月，他写了一篇批评“纤弱趣味”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倾向的文艺论文，题目叫《谈谈清华的文风》，文章提出：“要暂时把趣味放开”，“在我们可能范围内，多多注意和社会接触”，“放开眼，看一看时代，看一看我们民族的地位，看一看社会的内状，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现在这种生活的内里，并不是多么美满，我们实在不能偷生苟安，视现状而麻然木然。我们该在现有的生活里抓住苦痛、悲慨，在我们现有的灵魂里抓住它的矛盾处，而后再用serious的笔向沉着处写。”由于对中国社会认识的加深，这对吴组缃的小说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30年1月之后，短篇小说《离家的前夜》、《栀子花》、《菉竹山房》、《宦官的补品》陆续发表，标志着吴组缃逐步摆脱了早期作品时有流露的知识青年“凄清的哀愁”而逐步放眼于整个时代与社会人生。尤其是1933年春，茅盾的长篇《子夜》的问世给了吴组缃极大的震撼。这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吴组缃与季羡林、林庚、李长之等清华同窗（此四人可说是清华园“四剑客”）在清华工宁厅就《子夜》进行热烈议论。吴组缃对《子夜》这部中国新文学时代的巨制倾心仰慕，立即于1933年6月1日出版的《文艺月报》创刊号的“介绍与批评”栏内发表了《新书介绍<子夜>》一文，一开头就说：“中国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小说方面有两位杰出的作家：鲁迅在前，茅盾在后。茅盾之所以被人重视，最大原故是在他能抓住巨大的题目来反映当时的时代与社会；他能懂得我们这个时代，能懂得我们这个社会。”在吴组缃眼中，《子夜》是“新兴社会科学者的严密正确的态度”与高超的“艺术手腕”相结合的产物；《子夜》的成就在于集中而概括地通过上海这个“中国社会一身病毒的总暴发口”来剖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子夜》开扩了吴组缃的艺术视野，也激发起他追求开阔境界的艺术兴味。自此，吴组缃小说创作笔触逐渐转向社会剖析小说。1933年11月，吴组缃写成一篇近三万字篇幅，类乎《子夜》的社会剖析角度的小说寄给了《文学季刊》。小说写了宋氏大家族的地主豪绅们为争夺族中公产而进行的明争暗斗，通过对话和盛大场面的描写，栩栩如生地刻划了十几个各怀鬼胎，各有性格的人物；最后则水到渠成地以饥民声势浩大的抢粮场面结束故事。小说的结构严谨而舒展，作者运笔举重若轻，充分表现出作家处理故事的能力、选材的眼光和运用文字的熟练。郑振铎非常激赏这篇小说，于是郑重推荐给了《文学季刊》实际主事人靳以。1934年1月1日，《文学季刊》创刊，由立达书局发行，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便发表于创刊号。本期小说栏共发小说九篇，其中有老舍的《黑白李》、余一（即巴金）的《将军》、冰心的《冬儿姑娘》、沉樱的《旧雨》等，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位居第三条。曾记得在方继孝的《旧墨五记·文学家卷》下编里读到一篇《吴组缃的耿介人生》，文中说到吴组缃将《一千八百担》投到《文学季刊》时，郑振铎初未置意，遂以字数太多退回，不料吴氏写信指责编辑有眼无珠，埋没佳作，郑阅信后连忙仔细重读，发现确是杰出的创作，一面道歉，一面将《一千八百担》予以刊发。不知方继孝先生是从哪里听来的故事？此乃典型的“小说家言”，当不得真的。当年，郑振铎这位新文学运动的元老在燕京大学任教授，并在清华兼课。曹禺、余冠英、季羡林、林庚、吴组缃等一批清华学生，都是郑振铎发现和赏识的青年才俊，而且是郑振铎介绍他们在《文学季刊》等刊物上写稿子的。郑振铎、靳以他们一点也不势力。相反，《文学季刊》在后来的日子里，对年轻作者格外关注。再说，吴组缃更不是那样一类动辄开骂老师“有眼无珠”出言不逊的狂妄之辈。
1934年2月，文坛宿将茅盾为《文学季刊》创刊号连写两篇文章，分别刊登在《文学》月刊第二卷第二号和《申报·自由谈》上，既向文学界、读书界推荐《文学季刊》，又对刊物发表的作品尤其是小说作出评价。其中对吴组缃及其《一千八百担》更是称赏有加：“这位作者出现于文坛，好像不过是一年来的事，然而他的作品有令人不能不注意的光芒。”“这位作者真是一支生力军”，“已经证明他是一位前途无限的大作家。”而且就在这一年，美国人伊罗生为了译介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约请鲁迅、茅盾共同编选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鲁迅、茅盾共同定书名为《草鞋脚》，在推荐并列目的小说选篇目中就有吴组缃的成名作《一千八百担》。不仅如此，鲁迅、茅盾共同研究而由茅盾执笔写成的《草鞋脚》部分作家作品简介里面还着重提及吴组缃“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作家”。
循着“社会剖析”这一创作路向，吴组缃于1934年1月和3月又接连写出展示社会人生百相和解剖社会各种断面的两篇小说：《天下太平》和《樊家铺》。前者刊于《文学》月刊第二卷第四号（创作专号），后者发表于《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此刻，茅盾再次撰写《<文学季刊>第二期内的创作》一文，文章再一次注意到了吴组缃：“这位作者在最近半年内发表过三篇小说，很引起了注意。”《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这些代表作的接连发表，使吴组缃成为了享誉现代文坛的第一流作家。
1934年7月，吴组缃的短篇小说集《西柳集》作为“创作文库”第四种由上海生活书店初版。收小说十篇，《宦官的补品》、《菉竹山房》、《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等名篇都赫然在列。为何取《西柳集》这书名，大概是作者在清华大学读研究院，为纪念所寓居的“北平西柳村”的。但每篇小说的字里行间都流溢着浓烈的远客思乡之情。1935年12月，吴组缃的小说散文集《饭余集》由巴金代编，收入其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一集于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一共收七篇作品：《樊家铺》、《村居记事二则》、《谈梦》、《柴》、《女人》、《悼鹿儿》和《泰山风光》，除了第一篇是小说，余者都是散文。
《西柳集》、《饭余集》似乎后来一直没有再版过。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出版了《吴组缃小说散文集》（此集1957年10月曾第二次印刷）。再就是《一千八百担》这一名篇曾作为“文学初步读物”丛书第二集之一，于1955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自从二十世纪40年代末期以后，吴组缃先后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并从事《红楼梦》研究，不再创作小说。作为小说家的吴组缃和他的新文学作品集也渐渐被人们淡忘，但新文学史上却记载着他的辉煌文学业绩，《西柳集》、《饭余集》、《洪水》是最好的见证。好在好心的出版家至今还记得吴组缃那些不朽的精品，二十世纪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山洪》的修订本；90年代，珠海出版社出版的“世纪的回响”丛书作品卷中也收入了《一千八百担》。
《山洪》：抗战文艺园圃中一朵奇葩
1934年夏，一个意外事件突然打断了吴组缃在清华研究院的研究生学习生活。他自己后来曾与人谈及这一事件的缘由：
我1932年从清华毕业后，继续留校读研究院。一年后，因为在一门选修课《六朝文》的代考论文里，凭着年轻人的激情，贬斥骈体文，说它是搽脂抹粉的娼妓文学，把那位教授惹恼了，就给我打了一个七十九分。刚刚只差一分，恰好勾销我每月三十元的研究生津贴。教授传话说，只要我去他那里面谈一次，分数即可补加。我很气愤，拒绝了他的“好意”。可又要养家活口，便弃学谋求职业，结果就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就业。（引自吴福辉记录整理《吴组缃谈张天翼》）
吴组缃这里所提到的“那位教授”，即刘文典。学术上的见仁见智，本是很正常的事，结果却导致了吴氏研究生学业的中断。这年秋天，经郑振铎介绍，吴组缃在南京结识了张天翼，便成为一见如故的好朋友。
1935年1月，吴组缃接受冯玉祥将军之聘，前往泰山任冯的国文教师，抗战期间又兼做秘书。主要工作是为冯选讲古诗文，协助修改冯所做诗文及传记《我的生活》，并代拟讲演稿、函电稿等，前后达十二年之久。在此期间，又曾随冯玉祥先后在第三战区、第一战区参加抗日工作。
从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之日起，吴组缃一直被选为“文协”常务理事，后来又担任“文协”会报《抗战文艺》编委会委员。应《抗战文艺》编者之约，1940年初冬时节，吴组缃开始动笔写作一部以皖南黄山支脉的鸭嘴涝村为背景，反映内地农民爱国意识的觉醒的长篇小说，小说即取名《鸭嘴涝》。“因为凑着了闲空”，上篇七段“一气就写成了”。而《鸭嘴涝》下篇十章的写作，用吴组缃自己1942年5月16日为《鸭嘴涝》所做的《赘言》里的话说，其状况就是：“下篇十段写得可实在要命；有时写半页，搁他三五天；有时两三星期不能写一个字；到后来索性摆开了，大约整一年不曾摸它。今年幸而生了一点小病，就利用这病的工夫，一字一句的挤着，到今天总算完了篇。其间濡滞与不匀称之处不说，即情节结构，也迥非原来计划中的面目……”1942年春，吴组缃因小恙得暇，终于写完《鸭嘴涝》后十章。吴氏《鸭嘴涝·赘言》中的这段自白确非谦词。只要将上篇与下篇比照着读，细心的欣赏者当回发现，下篇确有笔力艰涩之痕迹。
吴组缃毕竟是一个惜墨如金，从不粗制滥造，创作态度极为严肃的作家。在抗战期间的“长篇小说竟写潮”涌动之时，《鸭嘴涝》依然以苦心经营见长。1941年1月至3月，《鸭嘴涝》上篇七章曾连载于《抗战文艺》。1943年3月，《鸭嘴涝》在战时的重庆用土纸印行问世，由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出版部出版，列为张道藩作“抗战文艺丛书序”的“抗战文艺丛书”第三种。《鸭嘴涝》一经行世，甚受报章文字及文学名家的推重，被誉为抗战文艺园圃中的一朵奇葩。6月18日，老舍在重庆《时事新报》发表署名“舍”以《读〈鸭嘴涝〉》为题的书评，老舍在文章中称赞小说“写得真好”。同时有批评说“书名起得不好，‘鸭嘴’太老实了‘涝’谁知道是啥东西！”抗战胜利后，《鸭嘴涝》拟由诗人曹辛之主事的星群出版公司再版。趁重新刊行沪版之机会，朋友们力劝吴组缃为这部长篇更改书名。叶以群建议书名最好能表现出“人民潜在力量初初发动”的意思，且宜选用两个字的书名为佳。吴组缃循着这个思路考虑用“惊蛰”两字，此虽符合以群建议中的“初初发动”之义，而老舍认为干脆不如用“山洪”二字，如此，既切合时代主题，暗示着章三官等觉醒的农民们如山间洪水，终于汇入抗战洪流。而且字面也大方，听起来醒豁响亮。于是，吴组缃决定起用“山洪”二字来取代“鸭嘴涝”。
1946年4月，《鸭嘴涝》更名为《山洪》，由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出新一版。书前有吴组缃写于1945年10月14日的“新版题记”。新一版《山洪》由曹辛之装帧，封面左下角为美术字的书名及作者名，右上角画面为有角而持弓的猎神驱遣着两只猎犬在追逐野兽。《中国新文学图志》的主笔杨义称誉这副封面画“剪影式的表达方法非常新颖精巧，于刚健有力处散发着象征味。”不过依笔者陋见，《山洪》这书名，曹辛之那颇富象征味的装帧，均与吴组缃那种精致绵密，细腻雅洁，从容圆润的创作风格不合。倒是那原书名，那不知出自何人手笔的《鸭嘴涝》的封面设计，都极佳地画出了皖南山乡的风貌：
大河从上面重峦叠嶂之中弯弯曲曲穿了出来，迎面碰着鸭嘴山，屹然高耸，突出丑怪的岩石；好像遇着一个横蛮的凶汉：两手撑腰，仰面向天，有意伸出一只脚拦住去路，要和这远来的过客闹是寻非。大河奈何不得，只有把河路让开，转而向北，绕了一个弯，再继续向二百里外的大江里缓流而去。
也只有原版的书名及装帧，最能表达吴组缃寓居重庆时那强烈的战时乡土情 思。
1943年春天印出的那个土纸本《鸭嘴涝》，估计印数奇少。据吴组缃说，“原书只在大后方的一角销行了一个很短的时期。”而1946年4月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刊行的新一版，也只印了两千册。后世的爱书家们怕是只能去莽莽苍苍的旧书林寻觅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2月出版的《山洪》修订本的芳踪了。
值得庆幸的是，饶有史识的司马长风先生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的第二十六章列出专节对吴组缃这位功力深厚的风土人情画家及其《山洪》进行了十分精到的论述：“研究战时战后的小说，不能轻心掠过的作家和作品是吴组缃的《山洪》。”“吴组缃是有才华有耐心的作家”，“能够以艺术节制抗敌热情和政治意识，从庞杂的现实中，抽取必然的素材，以纯青之火，细致熔炼、剪裁”，因而写出了像《山洪》这样朴素精美的作品。并且认为《山洪》这部出类拔萃的抗战小说有两大优点：一是对人对事，绝少直接、抽象的褒贬，满纸是生动的形象；二是谨守写实主义的规格，能彻底摒弃政治意识的纷扰，表现出了艺术的真诚与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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