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杜高

【出版日期】2020-01-01
【类型】报纸
【作者】韦泱
【简介】 引子十五年前，一部《一纸苍凉》让老作家杜高声名鹊起。这是李辉先生编著的关于杜高档案的原始文本，再现了杜高人生的曲折和艰辛。去年在京城杜高先生家里，我们有谈不完的话题。本来以为他经受那么多的磨难，有牢骚有怨气当可理解，可是他只字不提个人的际遇。今年到北京继续我们未尽的话题，想起杜高赠我的《又见昨天》
【全文】

 

引子

十五年前，一部《一纸苍凉》让老作家杜高声名鹊起。这是李辉先生编著的关于杜高档案的原始文本，再现了杜高人生的曲折和艰辛。去年在京城杜高先生家里，我们有谈不完的话题。本来以为他经受那么多的磨难，有牢骚有怨气当可理解，可是他只字不提个人的际遇。今年到北京继续我们未尽的话题，想起杜高赠我的《又见昨天》一书，忽然就灵感闪现，把文题定为《又见杜高》吧。

低调淡泊的“红二代”

可说是一种缘分，让我在认识杜高之前，先知道了他的父亲。

多年前，当我在旧书摊一眼看到《哲学思潮》时，立刻被书名的书法字体所吸引，是非常熟悉的郭沫若字体。再看此书作者李仲融，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熟悉与陌生，此刻竟形成如此鲜明的对照。按我的淘书经验，这样的书，一定不是等闲之书，立马决定淘下，回家细读。书中有作者《付印题记》，他写道，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时的一九四四年冬季就完成了书稿。当年因彭雪枫的邀约,他到淮北洪泽湖滨,为新四军年轻的指战员讲授西方哲学,受到彭的鼓励和学员们的赞扬。不料，课程没有全部讲完,就传来彭雪枫以身殉国的讣讯。“今天,著者回想五年前华中敌后斗争的艰苦状况,益使人对彭同志生时为人民革命事业忠贞英勇的精神追思仰慕不己!著者今以在淮北所草成的关于西洋哲学一部分讲稿,交书店印行,其意一方面在纪念彭同志之深厚的友情,并为其殉国五年祭，另一方面则以求教于海内宏达,俾于本书内的错误,能有所改正”。全书谈的都是哲学问题，却寄托了作者对他过往生活的追忆，对战友彭雪枫的怀念之情。

无独有偶。在不久后另一次淘书中，忽见一本《哲学概论》，作者也是李仲融，开本和版式与《哲学思潮》如出一辙，只是书名用了具有颜字风格的楷体，当年在革命队伍中能写得一手标准颜体字的，应该就是楚图南先生了。作者在《序》中说：“本书系著者于一九四三年在华中敌后根据地讲授哲学时所编的讲义整理而成。本书旨在说明唯物论与唯心论为哲学上的两大基本派别，而这两大相反派别的斗争和发展，贯穿于阶级社会各个时代的思想中”。

这是我见到的第二本李仲融的哲学专著。其实，李仲融研究的范围甚广。后来我在一家叫“犀牛书屋”的旧书店，见到他的《佛学唯物论》时，同样不肯轻易放过。作者在此书《序》中说：“听欧阳竟无先生讲佛学，算起来，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当时著者留印象最深刻的，是欧阳先生精通佛理，因而他所讲的，自能左右逢源而不逾矩。三十年历史的变革，是何等巨大！但可惜的，是欧阳先生辞世多年，不能起而与学人们舒徐商讨，重估佛学之价值为憾事”。此书主要内容讲了三点：一是佛教产生的原因；二是释迦牟尼之身世及活动；三是佛学的基本原理。简单说，这是一本以哲学原理来阐述佛学的专著。

淘得李仲融先生的旧著，是一不过二，二不过三，当属书缘使然。可对作者的了解，依然模糊朦胧。

一日，偶然读到作家石湾写杜高的文章，文中写道：“用如今社会上流行的话来说，杜高是名副其实的‘红二代'。这是因为他的父亲李仲融不仅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老革命，而且原先与杨开慧还同在一个党小组，早就与毛泽东相识”。这段话，使我豁然开朗。

李仲融（1903—1980年）为长沙人，哲学家、宗教学家，1925年由恽代英介绍入党，在大革命时期任广州、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教员，武汉工人纠察队政治教官。1927年回到长沙，与杨开慧在同一党支部，因叛徒出卖，先后被捕。杨开慧牺牲后，李仲融被家人保释，按党的指示，参加“左联”等革命活动。1936年在长沙组织剧社，后成为湖南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负责人之一。西安事变后，与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项英、陈毅等取得联系，营救出多支红军游击队。1941年奉命到达新四军军部，担任新四军江淮大学和“高级干部班”教授。陈毅、谭震林、彭雪枫等一大批华东地区新四军高级将领都听过他的课。他的哲学专著，大多是他在讲义的基础上编成出版的。除我淘得的几种外，还有《希腊哲学史》《形式伦理学与辩证法》《辩证法唯物论》等。全国解放后，他历任南京图书馆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等。“文革”中被诬为出卖杨开慧的“叛徒”，受到猛烈批斗。此事层层报到最高层，毛泽东知道后说：李仲融同志我是了解的，他并没有出卖杨开慧同志。有了这一“最高指示”，李仲融算是有了“保护伞”。1980年秋，他在南京去世，享年七十七岁。

如果他不是杜高父亲，至今可能不会引起更多人注意。如果不是因为李辉在潘家园旧书市场发现了杜高历史档案，并出版《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一书，杜高也不会引起知识界、读书界的广泛关注。可杜高极其低调淡泊，从不谈他的父亲，尤其在遭遇厄运的困难时期。后来我看到一篇文章，是他谈父亲的，题目叫《和钱君匋先生的三次会见》。文中谈及父亲李仲融与钱君匋的深厚友谊。说父亲参加地下党的活动，却从不向钱君匋隐瞒真实身份，在从桂林去新四军根据地途经上海时，就避藏在钱君匋家中。这堪称革命家尊重、信任艺术家的文坛佳话，也是我唯一见到的他写父亲的文字。

难以忘怀的上海情

杜高是长沙人，可他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

杜高那年从长沙出来，准备与几个爱好戏剧的伙伴，到解放区根据地去。去前想凑些盘缠，大伙就排演了一出话剧，叫《小人物狂想曲》，在1948年冬天，一路演到江南常熟市。正巧，有一个上海地下党文化人林同志，为作解放上海前的文化准备工作，来到常熟并观看了他们的演出。他找到杜高，请杜高去上海演戏。这样，杜高与上海的地下党接上了关系，并很快来到上海。他首先进了地下党领导的《新少年报》（系《中国少年报）前身），担任副刊主编。他以此为宣传真理的阵地，身边团结了一大批爱好文学的进步青年作者，如儿童文学家包蕾、孙毅等。在每天写稿编报，忙得不亦乐乎的紧张节奏中，盼来了1949年5月上海解放的大喜日子。他们按党的要求，抓紧写戏排戏，组织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每天下午到电台去演播。很快，他们又以饱满热情，迎接新中国成立的十月曙光。  

让杜高不能忘怀的是，这年十月一日，包蕾热情地邀请杜高和孙毅两位好友，到他家里做客。包蕾和孙毅都是上海人，都喜欢吃螃蟹。这天，家里的饭桌端上了一大盆热气腾腾的螃蟹。这玩意儿对杜高来说，以前见都没见过，更不用吃呢。在大家兴高采烈的气氛中，杜高在上海成了“第一次吃螃蟹的人”。酒足蟹饱后，三个年轻的好友，一路欢快地结伴而行，来到上海著名的豫园，在九曲桥畔的“湖心亭茶楼”，一边喝茶一边畅谈。他们以此独特的形式，来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这湖心亭茶楼，始建于清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四年），系私家园林豫园所属一景，后来成为上海开埠时的标志性建筑，是上海城内至今最古老的茶楼，有“海上第一茶楼”之誉。杜高与好友在此喝茶的一幕，整整七十年过去了，依然清晰地记在心间。

在上海解放后不久，杜高就调入华东局共青团少儿部（即后来的上海团市委少先队部）。他一面从事儿童戏剧的组织工作，一面给唐弢先生主编的《文汇报》《滋力》副刊不断写稿。这些文章结集后，于1950年12月在上海文光书店出版，书名叫《在思想战线上》，第二年又再版印刷。这一年，他从朝鲜胜利凯旋，又奉调进京，成为中国铁路文工团的专业编剧。少年得志，命运太垂顾他了。

杜高与上海的源渊，还有令他更难忘怀的一次。六十年代，他已被摘掉“右派帽子”，回到家乡长沙，在一家街道小厂劳动改造。虽然他是临时工，但厂里没有歧视他。见他有文化，特地把描图的活交给他做。一天，有个解放军部队的军人，路过这家小厂，从窗外看到他描图的一幕，就找到他，请他为部队的幻灯机画一下图纸，以备维修和配置零件。图纸画好交给部队的军人，事情至此本应该结束了。可杜高想，这幻灯机不难做呀。他建议厂里也投入生产，以增加盈利。厂里采纳他的意见，因产品出自上海长宁区的一家校办工厂，零部件都得从上海购买。这样，杜高就成了厂里到上海购买幻灯机零件的兼职采购员了。他可以常常到上海，也可以与昔日老友常常见面了。时间很快到了1976年10月。一天，他跟往常每次出差一样，一到上海，先落实好住宿的小旅馆，采购完零部件，然后到街上溜达溜达。忽然看到几个解放军在刷大幅标语：“打倒王、张、江、姚”。杜高不禁一怔，赶紧上前询问，军人回答说：“粉碎‘四人帮’啦”。杜高听后大喜，立马找公用电话亭，给包蕾和孙毅报喜。三人相约，来到豫园九曲桥畔的“湖心亭茶楼”，再一次以喝茶畅谈的喜悦心情，来庆贺中国“第二个十月”降临。这三人相隔二十六年，前后两次在同一茶楼聚会，又都在我国历史性的关键时点上，这是巧合吗，这更是偶然性中蕴含着时代的必然性。

九旬高龄的杜高说，自己二十岁时的第一本书是在上海出版的，书中的许多文章都是首先在上海《文汇报》副刊发表的。新时期重新拿起笔，写下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上海有许多老友。他说他与上海有情有恩哪！

早慧的文艺评论家

杜高从十岁开始，就跟着父亲走南闯北。不久父亲把他带到桂林，托付给了党领导的儿童艺术团体“新安旅行团”。从此，他就跟着这些进步的文化人，辗转在抗日救亡的漫漫旅途上。

在这一革命的熔炉中，他如鱼得水，迅速成长。后来，“新安旅行团”解散后，他进入田汉、欧阳予倩领导的新中国剧社，在剧团里，他虽扮演的是小角色，却与名角朱琳、叶子等同台演戏，演的又都是名剧，如曹禺的《北京人》，田汉的《秋声赋》等，亲历田汉、欧阳予倩、熊佛西、瞿白音等大师的言传身教。他演得认真，得到许多赞赏，也得到诸多锻炼。演剧生涯，培育了他的爱国热情，也使他深受进步文艺思想的感染，更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

出生于1930年的杜高，原名叫李传惠，因他从小对俄国文学的挚爱，对两位大文豪杜思朵益夫斯基（后通译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高尔基的崇拜，取笔名为杜高。久而久之，其真名都被人遗忘了，只存在他的档案里。几乎在他十岁开始演剧的同时，已执笔写下了第一篇散文，并勇敢地投寄，很快刊登在邵荃麟主编的《东南儿童》杂志上。之后，他在任何困境中，都坚持写作，十四岁开始发表剧评。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湖南读高中，在《力报》《湖南日报》《中国时报》任编辑、记者。一九四七年形势吃紧，他遵照父亲的指点，避难到香港，找到廖沫沙和萨空了，接上了革命关系。在他们两位的安排和关心下，他到香港新闻学院继续读书。

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他从上海出发，赴朝参战，“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战斗间隙的山洞里，写作出版了《战斗在朝鲜》的战地通讯集，以及话剧《我会拿起枪来的》《向三八线前进》。这些剧本上演，给他带来了无上荣光。同时，他的第二本文艺评论集《战斗和战斗者》，也于1953年在上海出版。他在《题记》中写道：“这里面的文字大半都是在朝鲜战地的时候写的。当我每写好一篇，把它交给军邮，司机同志便穿过火网的封锁，千辛万苦地把这些稿子带到祖国。我心里一边祝福着他的平安，一边也就不能不深深地念起我的祖国。我所愿望的，正是把这些充溢在热情里面的真诚的心意带给亲爱的读者”。

从朝鲜战场回到祖国，杜高以青年剧作家的身份，调入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担任专职编剧。此后，他专注于戏剧创作和文艺评论。尤其评论文章，被作家和读者誉为真正与人为善、良言苦口的批评文字，有理有据，客观公正，切中要害，又热诚相见。不少文章在《文艺报》上一经刊出，就赢得广泛称赞。

一切都是那么顺利，那么春风得意。他怎么都不会想到，一场风暴将他无情地卷入黑暗。反胡风运动中，有一个胡风集团的骨干人物路翎，正是与杜高在青艺剧院的同事，且被杜高尊为师长又过从甚密。时年二十五岁的杜高，被莫名地牵扯进去，又因为在杜高身边聚合着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文友，便被认定是胡风集团的外围组织——“小家族”。到了反右运动开始，这个“小家族”的不少年轻作者，又因为受到过吴祖光的关心，便又易名为吴祖光“二流堂”的“小家族”。杜高被隔离审查，开始了漫长的劳改，以及写那写不完的检查和交代。

著名作家从维熙在《走向混沌》一书中，有过他写与杜高在劳改农场意外相见的一幕。黄昏收工后，劳改人员满身疲惫地到食堂排队，领取少得可怜的窝窝头，突然有人抢了另一人的食物，并狼吞虎咽地塞进嘴里。当众人准备围打那个抢食者时，被抢者却迅速分开人群，让那人快些离去，还劝说众人，说那人快饿出病了，自己饿一次没关系。从维熙认出，那个被人抢食者，正是瘦骨伶仃的杜高。他俩彼此相看，无言以对，同是天涯沦落人哪！这也可看出，杜高的性格和人品。

相隔三十一年的1984年，杜高出版了第三本评论专著，书名叫《转折与前进》。他的灵气他的智慧，仿佛又回到了他的身上。经过人生的一次次磨难，他依然葆有一颗童心，一片对艺术的赤子之情。他没有被被困厄击倒，重新焕发人生的精彩。五十岁组建小家庭，五十一岁喜得爱女，五十二岁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戏剧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中国戏剧》杂志主编。之后，他开始筹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并担任该协会书记处书记、《当代电视》杂志主编。这是我国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他为此付出了晚年的全部热情和心血。

2014年8月，杜高出版了新文集《生命在我》，书中有他关于“杜高档案”的全部回忆，有他对路翎、吴祖光、吴晓邦、孙维思等人的怀念，以及他对话剧、电视剧的剧评。洋洋二十多万字，篇篇文章闪烁着思想的光芒，让人觉得，杜老真是宝刀不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