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韦泱
【简介】 《渡运河》温州籍现代诗人中，唐湜与莫洛与上海颇有渊源，亦给我留有更深印象。我曾淘得“九叶”诗人唐湜的签名本《意度集》，算是书缘，专门就此撰过一文。对于莫洛，常听上海的前辈作家、莫洛生前好友沈寂、陈梦熊等谈及
【全文】
《渡运河》
温州籍现代诗人中，唐湜与莫洛与上海颇有渊源，亦给我留有更深印象。我曾淘得“九叶”诗人唐湜的签名本《意度集》，算是书缘，专门就此撰过一文。对于莫洛，常听上海的前辈作家、莫洛生前好友沈寂、陈梦熊等谈及，又获诗人吴钧陶老师赠与莫洛的《渡运河》，亦是不浅的书运。
莫洛曾在一篇文中谈到：“我曾把自己的诗编成两本集子，一本《风雨三月》，一本《我的歌朝向人间飞翔》。因一九四八年出版的诗集《渡运河》早已绝版，所以我把《渡运河》中的诗，分别按不同的内容编入了这两本诗集之中”。莫洛所说“早已绝版”的《渡运河》，此刻就在我的手中，纸张已然泛黄，轻轻摩挲，倍感珍惜。
诗集《渡运河》由上海星群出版社出版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为“森林诗丛”之一，诗丛共八种，另七种为方敬《受难者的短曲》，田地《风暴》，辛劳《捧血者》，杭约赫《火烧的城》，陈敬容《交响集》，唐祈《诗第一册》，唐湜《英雄的草原》。这套诗丛均为薄薄的窄长条“袖珍小型本”，但由于出版费用短缺，以致纸张劣等，印刷简陋。存世至今，实属不易。诗集共收八首诗，以首篇长诗《渡运河》为书名，集中诗歌多以反映苏北抗日根据地生活和战斗为主要内容。莫洛一九三九年曾与人合著诗集《叛乱的法西斯》，一九四八年出版散文诗集《生命树》。《渡运河》则是他民国年间唯一个人出版的新诗集。
一九四Ｏ年，由于温州形势恶化，按党组织安排，莫洛与其他四人由水路到丽水，再转车到达苏南新四军根据地。在这里，莫洛第一次遇到了诗人辛劳，“人很瘦弱，个子也小，穿着军装，好像挂在他身上，空空荡荡的”，这是莫洛对辛劳最初的印象。他在温州主编《暴风雨诗刊》时，曾发表过辛劳的诗《望家山》《秋天的童话》。莫洛还见到《渔光曲》作者任光，还听饶漱石讲解国内外的形势，听项英作长篇报告。他随居无定所的部队，分批北移，混迹在村民中，潜过戒备森严的封锁线。夜深后，他们暂住一户农家，后门的不远处，“就可听见运河水流的声音，也可听见远处火车汽笛的鸣声。第二天，随村民一起登上木船，安全地渡过运河。在船上，有时还见到插着日本太阳旗的军车奔驰而去”。这渡运河的真实场景，久久烙在诗人的心里。一直到莫洛来到江北盐城，利用在盐城中学工作之前的休整时间，开始构思长诗《渡运河》。在难得的一座果园的安静中，“顺着思路，在一个本子上，我全神贯注地写我的长诗，感情像波浪一样起伏。仅在两天时间里，我完成了六百多行长诗《渡运河》的创作。因为写的全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又有很深的感受。诗中所表达的，都来自鲜明生动的生活，我只是运用比喻、想象、抒情、象征和真实描写等艺术手法，使其意象丰满地表现出来。诗写成后，我低声朗读了几次，很少有改动和重写的地方”。莫洛的回忆，生动地再现了当年写作《渡运河》的情景。诗写完后，莫洛誊抄了两份，自己留一份，另一份寄给上海诗人蒋锡金。他把诗稿给辛劳看过，辛劳还推荐给鲁艺的演员在“五一”节上朗诵呢！
莫洛本名马桦，字瑞蓁，曾用笔名林渡、林默、林窗、衣凡、依帆、舒朗、苏依、柳滨、蓝河、沙泉、海语、海旅、西窗、M•林等，出生于一九一六年。他诗歌创作起步较早。现在能见到他最早的诗《春尽花残》，发表在一九三二年温州《十中学生》的校刊上，那年他才是初中二年级学生。一九三五年，温州学生响应“一二九”学生运动，莫洛因是“为首分子”被学校开除，又遭当局通缉，他不得不逃亡到上海。这是他第一次到上海。
在盐城教书的暑假期间，莫洛与同事王远明经淮海区党委书记曹荻秋同意，打算绕道回温州接妻子林绵到盐城，王远明也要去烟台老家转组织关系。这样，他俩经南通到上海，为办通行证和防疫证，在上海滞留近两个月。莫洛住在他堂兄、著名书法家马公愚家。他与锡金见了面，还认识了诗人朱维基、翻译家芳信等，参加“行列社”的诗歌聚会。在上海期间，莫洛写了两首叙事诗《母亲》《山鹰》。《山鹰》还由诗人在聚会上朗诵过，获得好评，锡金将此诗刊发在“上海诗歌丛刊”之一《收成》上。这次在上海近两个月，莫洛感到“生活是愉快而丰富的”。回到温州老家，莫洛写了《晨晚二唱》《太阳系》《风雨三月》《工作》等一系列新诗及散文诗。诗歌大都编入《渡运河》。由于叛徒出卖，一九四三年一月，莫洛在温州被捕，六月获释后，他即写散文《无罪的囚徒》，记述了那段狱中生活。
时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在主编《中国文学选读指南（1900—1949）》诗歌卷时，知道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图书馆馆长马大任是莫洛的侄子，特地请他提供莫洛的作品，并请马大任写了对莫洛及《渡运河》的介绍。欧洲汉学会“现代中国文学计划”的诗歌集编目中，也列入了莫洛的名字和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渡运河》。
有专家评论道：“冈夫的《路之歌》、辛劳的《捧血者》和莫洛的《渡运河》这三首长诗，有现实主义的丰富内容，有象征派的表现手法，又有现代主义的艺术氛围”。《渡运河》共分六章，除序诗外，有奔向运河、运河边上、早安呵，运河、渡运河、在运河的彼岸、离运河，全诗开首写道：“怀着深切的感情/我奔向运河……运河，记载着古老的故事/运河，如今/却驮负着深重的悲哀/我是多么殷切地渴望着/去慰问那被辱的河水/去谛听她怨愤的呜咽啊……”长诗气贯长虹，势如破竹，最后的落款时间为“一九四一年四月八日，在盐城袁家河写完”。诗中既有对黑暗的诅咒，又有对理想的憧憬，诗作以“朴厚、鲜明，有如木刻及套色版画”的风格特征见长，因而“在我国的新诗人中，无疑是别具个性的”。
《陨落的星辰》
莫洛曾于一九四九年出版《陨落的星辰》，也是我手头同样值得珍视的版本。莫洛是我国三四十年代的温州藉诗人，对于他的新诗与散文诗的创作，文坛已多有论述。而他在文艺史料上做的蒐集工作，人们似乎知晓甚少，他本人生前也难得一提。我以为，他在文艺研究上对文坛的贡献，不亚于他的诗歌成就。
民国三十八年一月，莫洛在上海出版了《陨落的星辰》。出版此书的，是作家沈寂主持的一家小型私营出版社人间书屋。当初莫洛感到书中写到一些左翼文化人在抗战中去世，怕给沈寂惹事，想作些修改，沈寂说没关系。书印出后，大受文化界欢迎，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著名作家巴金看到后，也很敬佩作者和人间书屋。这家书屋唯一出版的就是莫洛这本书，后来计划出版陈烟桥的《木刻的鲁迅》，已做好锌版，却被国民党查抄，终于胎死腹中。《陨落的星辰》封面下端有“十二年来中国死难文化工作者”字样，在扉页的两面，分别印着“记十二年来（1937年—1948年）死难的文化工作者”、“他们呈献了血和生命”。作者在《题记》开头写道：“八年艰苦的抗战，以及接着而来的三年内战——在这十二年（1937年—1948年）中，中国的文化工作者们，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况下工作着、斗争着和生活着，而且是怎样地捧出了自己的血和生命，献给我们的文化、祖国和人民”。结尾处写道：“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和我们的人民一样，需要和平、民主，需要生活的健康，生命的活跃，需要多量的阳光，新鲜的空气，而今天，在新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之前，我们在这里，一边怀着悲痛和愤恨，向死难的文化战士们致敬；而另一边，我们也向那些现在仍坚持着为民主的文化而工作而斗争的文化战士致无限的敬意，致热烈的祝福”。
该书没有目录，共一百三十八位文艺工作者，按笔划为序进行介绍，如第一个介绍的是王天基，木刻家，然后是一段简介文字。全书后面有一“索引”，并标示页数，不但便于读者翻找，而且按文艺理论家、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翻译家、漫画家、木刻家、音乐家教育家、出版家等进行分类，还有无法归类的，如李叔同、钱毅等，就放到最后“其他”一栏。介绍列名的传主，文字多少因人而异，详细的如郁达夫，洋洋洒洒有两千余字，简单的如李登辉，仅一句话：“李登辉是中国教育界的老前辈，他在复旦大学做了十年以上的校长，桃李遍全国，有着很高的声誉，一九四七年病逝于上海”。文字的长短，主要取决于作者对传主资料的收集程度。当然，由于种种局限，有的资料出现差错在所难免。如散文家吴伯萧，介绍文字说他“惨遭酷刑，以致残废，其当时生活艰苦，赖卖文度日，后贫病交迫，在一风雨之夜，默默死去”。其实，吴伯萧一直活到一九八二年。在这些文化人中，有大家所熟悉的，如韬奋、朱自清、陶行知、蔡元培、钱玄同、丘东平、萧红等，也有不太为人所知的，如诗人刘廷芳、严杰人，小说家孟田、宋越，翻译家蔡泳裳、周行等。正是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文化工作者，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莫洛为他们留下了珍贵史料。这是《陨落的星辰》最值得后人赞赏之处。当然，书中也不免遗漏了一些文化人。对此，我们绝不能苛求作者，因为在那样黑暗的年代，那种闭塞的环境，搜集资料是件十分艰难的事情。当年，莫洛在编辑《暴风雨》诗刊、《战时商人》月刊时，在翻阅报刊时，发现文化界的一颗颗“星辰”，在极其艰苦的战时环境下，像流星似的纷纷陨落，他非常震惊，决心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以引起大家对这个现象的关注。为编著此书，他“为时达三年半，易稿凡五次”，终于交出“一张用血和泪缮就的账单”，完成了心中的愿望。
此书中的作家部分，在成书之前，莫洛曾以《呈献了血和生命的作家们》为题，在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发表过。后作者经精简修改后，在沈寂主编的《春秋》杂志上，以《陨落的星辰》为题连载过。在此书付印时，因“沪温间邮递又极迟缓，以致已写就之增补文字不克排入，殊为歉疚。以后如有重版机会，当再行增补”。这是莫洛在书后《作者附记》中的一段话，并就他此书的写作经过作简单回顾：“作者编著本书，为时已达三年半，易稿凡五次，然终因僻处小城，材料缺乏，见闻不广，且对文化界人士又乏交谊，故虽尽最大努力，其中错误、遗漏、失实，以至过分简略处，在所难免”。落款时间为“一九四八年五月，温州”。在这里，莫洛的谦逊、坦诚、实事求是的精神，令人钦佩。然而，时至今日，此书始终未得“重版机会”。
作为今天的读者，我不能不对莫洛肃然起敬，即使他在九泉之下，亦会因得到后人的敬重，而深感宽慰。因为，在对文化工作者的史料搜集中，他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在他之前，还没有出版过类似的专著，他为我国文化事业做了一桩利在后代、功不可没、富有重要意义的善事。正如他说：“我在这里记下他们光辉的名字，使他们在中国的文化史页上，永远放射着文化战士不灭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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