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顾农
【简介】鲁迅一向主张并且实行“拿来主义”，他写小说时曾经广泛借鉴外国短篇小说的技巧，《药》（原载《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例。这篇小说的命意在于暴露群众的愚昧落后，他们对革命不理解，不关心；其中正面描写的华老栓一家以及众茶客都是如此。英雄人物夏瑜没有出场，他那悲壮的牺牲是从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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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向主张并且实行“拿来主义”，他写小说时曾经广泛借鉴外国短篇小说的技巧，《药》（原载《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例。
这篇小说的命意在于暴露群众的愚昧落后，他们对革命不理解，不关心；其中正面描写的华老栓一家以及众茶客都是如此。英雄人物夏瑜没有出场，他那悲壮的牺牲是从一群落后群众（主要是康大叔）的对话里介绍出来的。这样的思路和章法，据孙伏园转述鲁迅本人的话说，是从俄国作家安特列夫（或作安特莱夫，现在通译为安德列耶夫，1871～1921）的短篇小说《齿痛》得到了启发（详见《鲁迅先生二三事·〈药〉》）。
《齿痛》描写耶稣在各各他地方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附近有一个商人般妥别太正患牙痛，这在他看来乃是头等大事，而救世主耶稣的被杀他以为无足轻重，漠然置之。等到牙痛好了之后，和人们一起去看被钉死的耶稣时，他仍然喋喋不休地向别人介绍有关他牙痛的种种细节。般妥别太也和华老栓一样，觉得自己的问题要比革命者的冤死要重要得多。《齿痛》从头到尾全写般妥别太的琐碎意识，而耶稣之被钉上十字架则只轻轻带了几笔。这篇《齿痛》有周作人的中译文，稍后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上发表，后又收入《点滴》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20年版）。鲁迅早已熟知这篇小说，并由此得到启发，把夏瑜之死放到暗线上去处理，以先觉者的牺牲为背景写群众的不觉悟；不同的是，华老栓是个老实人，比较能够得到读者的同情，于是故事的悲剧色彩也就更加浓厚了。
不关心世界上的大事，只关心自己身边的小事，冷漠、委琐、黯淡、沉闷——过着这样生活的又何止于华老栓和那些茶客，鲁迅小说中多次出现过这一类人。鲁迅说：“我写的小说极为幼稚，只因哀本国如同隆冬，没有唱歌，也没有花朵，为冲破这寂寞才写成的”（鲁迅1920年12月14日致青木正儿的信）。安特列夫也有类似的感慨，他曾经说过：“我们的不幸，便是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命，痛苦，习惯，意向，愿望，都很少了解，而且几乎全无。我是治文学的，我之所以觉得文学可尊者，便因其最高上的功业，是在拭去一切的界限与距离。”（转引自周作人《〈齿痛〉译后附记》）鲁迅要反映旧中国沉闷压抑的生活和可怕的人际关系，冷峭的笔墨正用得着。
鲁迅还曾经具体地指出，“《药》的收束，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他又说“安特列夫的小说，还要写得怕人，我那《药》的末一段，就有些他的影响”（鲁迅1935年11月16日致萧军、萧红的信）。这一影响来自安特列夫的小说《沉默》。在这篇作品中，神甫伊格纳季的女儿薇拉一度离家出走，后来卧轨自杀，于是他的家里充满了可怕的沉默：
这沉默好像受不住自己的折磨，热切盼望变成话语，但是一种如机器般有力和笨重的东西阻止着它，使它动弹不得，又将它拉长，象拉铁丝一样。接着，在什么地方，这铁丝开始震动，发出轻微的、怯懦而哀怨的声音。伊格纳季神甫怀着兴奋而又恐惧的心情捕捉到这刚刚出现的声音，他双手支在椅子的扶手上，向前探头，等待那声音向他走来。然而声音却中断了，沉寂下去了。（鲁民译《安德列耶夫小说戏剧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页）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药》的尾声：“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是死一般静。”《沉默》的第四节写伊格纳季神甫在一个酷暑的下午到薇拉的墓地上去，那里一片荒凉、幽深、死寂，哀痛的神甫呼唤着女儿的名字，得不到回应，忽然——“伊格纳季神甫毛骨悚然地感觉到一个坟墓般阴冷的东西钻进了自己的耳朵，敲击着他的大脑，是薇拉在说话，可是她仍旧用那种长久的沉默在说话。这沉默越来越令人不安，越来越令人恐惧，等他用力抬起他那死人一样苍白的头来的时候，他感到整个空间都被这引起隆隆回响的沉默震撼得战栗、抖动起来，在这令人胆寒的海洋上仿佛掀起了一场狂风暴雨。沉默压抑着他，像冰山的波涛滚过他的头颅，掀动他的头发，冲击着他那在重击下呻吟的胸膛。”（前引书，第43页）伊格纳季神甫颤抖着，跌跌爬爬地在他熟悉的墓地里迷了路。安特列夫这些神秘幽深的描写确实有些鬼气拂拂的；鲁迅向他学习，也把华小栓、夏瑜所在的墓地写得很阴森，但鲁迅并不完全靠心理描写，他同时注意景物描写，以杨柳、枯草、乌鸦、微风等等来烘托气氛，多有中国的乡土气息。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安德列耶夫在十九世纪末叶刚走上文坛的时候，就引起人们很大的注意，他的处女作《巴尔加莫特和加拉西卡》（1898）刚一发表，高尔基就大加称赞，指出它的作者才气过人；后来又说过安德列耶夫“对于生活的黑暗面，对于人类灵魂里的种种矛盾，对于本能领域里的种种纠缠，他有不可思议的透视力”（汝龙译《回忆安德列叶夫》，平明出版社1953年版）。他们之间很快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安德列耶夫的另一个短篇《从前》（1901年）发表后，著名作家梅垒什柯夫斯基向编辑部打听，化名安德列耶夫的究竟是契诃夫还是高尔基——其水平之高可以想见。
安德列耶夫最为擅长的是凭借别具一格的心理描写，来反映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冷淡，表现俄罗斯黑暗悲凉的社会现实所引的人们心灵深处的痛苦和烦闷。张闻天早年也曾译过他的作品，并有评论道，安德列耶夫描写人物“不着重在外面的行动，而着重在灵魂的振动。他毫不疲倦地找求着人心中所蕴藏着的革命的、反抗的、愤激的、恐怖的、人道的、残酷的、悲哀的、凄凉的种种精神，用了写实的、象征的、神秘的笔墨传达出来，用铁锤敲打着我们的灵魂，使我们不得不感到战栗。”（《〈狗的跳舞〉译者序言》，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鲁迅青年时代十分欣赏这位风格独特的作家，早在留学日本时，鲁迅就译过他的两个短篇：《谩》、《默》（即前引《沉默》），收入《域外小说集》。在译者附记中，鲁迅对安德列耶夫的风格作出了精彩的介绍。当时他还译出了他的中篇《红笑》，已经登出广告，可惜没有译完，后来译稿也丢掉了。到1921年，鲁迅又译出了他的两个短篇：《黯淡的烟霭里》、《书籍》；此后又为青年校订过安德列耶夫剧本的译稿，并赞助出版。
鲁迅指出，安德列耶夫的优秀作品“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现实性。”（《〈黯淡的烟霭里〉译者附记》）鲁迅的小说致力于将环境的描写与人物的心理描写打成一片，立足现实而追求哲理的韵味，是靠近安德列耶夫的。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融合象征与写实的方面已经吸收了安德列耶夫的营养（参见顾农《读鲁迅对〈狂人日记〉的自评》，《天津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药》所受到的影响则更为明显。后来鲁迅还在许多作品中写到在封建礼教污染之下人际关系的凉薄隔膜，流露出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凡此种种，皆与安德列耶夫相视而笑，很值得联系起来加以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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