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钦鸿
【简介】 刘莹姿，在新马华文文坛是一个响亮的名字。她是新加坡抗日诗歌团体“吼社”的重要成员，在那个中华民族同仇敌愾、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斗年代，置身于新加坡的刘莹姿，以笔作枪，在《南洋商报》副刊《狮声》、《南洋周刊》以及“吼社”的《诗歌专页》上发表了一批抗日救亡的著名诗作，如《你们不要躲藏在后方》、《武
【全文】
刘莹姿，在新马华文文坛是一个响亮的名字。她是新加坡抗日诗歌团体“吼社”的重要成员，在那个中华民族同仇敌愾、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斗年代，置身于新加坡的刘莹姿，以笔作枪，在《南洋商报》副刊《狮声》、《南洋周刊》以及“吼社”的《诗歌专页》上发表了一批抗日救亡的著名诗作，如《你们不要躲藏在后方》、《武汉，你这顶天立地的巨人》、《南洋儿子的回声》、《我们是青年》等，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而被誉为“战前第一女诗人”，在马华新文学史上写下了闪光的一页。
但是，所有的记载在论及她的文学活动时，都是从她1934年南下马来亚半岛之后开始的。2001年8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莹姿诗文选集》（林阿绵、刘建本选编）一书选收了刘莹姿一生创作的各类文学作品，除了两首词作以外，最早的写于1938年，即赴马以后；而书中诸篇介绍她的创作经历的文字，也莫不从她的抗战诗歌谈起。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早在刘莹姿投身马来亚抗日救亡活动之前，她就已经在上海文坛上发表作品了。
我最近在1934年1月1日出版的上海《现代》杂志第4卷第3期上，发现了一篇《我所希望于新文坛上之批评家者》，署名正是刘莹姿。据有关记载，刘莹姿曾于1930年至1932年间在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文史系读书。正是这段在上海的学习生涯，使她有机会读到了上海出版的许多文学报刊，也对上海文坛的情况有相当的了解。这篇《我所希望于新文坛上之批评家者》，便是她对当时文坛上文艺批评现象所发表的评论。
文章中，作者首先肯定批评家对于文艺发展的重要性。她指出：“伟大真挚的批评家在文艺界里有选择和督促的威权，常为一时代文艺界的先锋，亦当为一时代文艺界的后盾”。但同时，她对当时中国新文坛的批评家非常失望。她说，在中国新文学勃兴以来，批评家虽然出现不少，却很少负得起那样重大责任的。“他们有些欢喜跑到一群作者前面抽出霜锋锐利的指挥刀拦住去路，而硬逼着向东或向西。更有些批评家却拿一套外国或本国的时髦圈子来套量作品的高低大小。”这两种批评家常常引起作者的不平从而屡生笔战，她认为，这些笔战“充分地表明了我国新文坛尚无真挚伟大的批评家”。
作者之所以如此立论，是出于她对当时文坛上流行的“革命文学”的不满意。在她看来，文艺与新闻不同，新闻讲究时效性，而文艺则不然，它的“时代精神是远大而辽阔的，既可以揭破过去的黑暗，亦可以暗示未来的光明”，所以批评家要“以艺术的尺度去衡量”，而“不应随俗论断”，他的“时代尺度应放得远大一点，不必以目前甚嚣尘上为题材的作品认作至高无上”，“更不可凭着个人感情偏激而大吹特喊，且有指挥一班新作家非如此不可之势”。她认为，“过去有一狂热时期革命文学跌入新公式的迷坑，——硬栽上革命尾巴，就是许多这等批评家有意无意造成的。”
她以为，对于文学的批评，“眼光远大一点的批评家是应该有精细的考虑和公正的估价的”。因为抛炸弹暗杀军阀的是革命，埋头实验室里的就未必全是反革命；疾声高呼的作品是革命文学，潜移默化的作品未必就是反革命文学；描写农村破产的小说合乎时代精神，反映小资产阶级生活的小说未必便是落伍者。退一步说，革命家如果都冲到前线去开枪掷弹，革命也未必成功，后防却空虚可虑；同样地，“革命文学的材料如果都集中在最近的现象上，而形式又拘于一种模型，则革命未成，文学早进了坟墓了。”
最后，作者呼吁：“我希望公正伟大的批评家要眼光远大，标准（批评是总免不了要尺度的）要宽阔，情感要冷静，对于反时代的文艺作品，虽然有多少艺术价值，固要依着时代的自然趋势而牺牲；可是不违反时代而艺术方面有精彩的却不应该抹杀。尤其对于一班有革命热情而毫无文艺素养的作家，应该极力防止公式般的、模仿的粗制滥造。批评家宜切实指点作品的粗滥处，而促进作家的深刻认识人生，以期完成文艺上的使命。切不要因作品中写的是革命事实，用的是时髦题材而加以护短说：‘这篇文章虽太幼稚，可是是革命的。’”
这篇文章发表的当时，正是革命文学在中国新文坛风起云涌、蓬勃兴盛的时期。在革命文学运动出现的许多文学作品，固然有大量的优秀之作，却也不乏内容进步、而艺术水准较差或者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刘莹姿的这篇文章，无疑是针对革命文学中存在的这些问题而发的。不过，她虽然批评了革命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种种问题，但态度是诚恳的，分析是中肯的，而迥异于那些站在革命文学对立面上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嘲笑和封杀。特别是她所竭力倡导的“眼光要远大，标准要宽阔，情感要冷静”的正确的文艺批评，她所热诚呼唤的“真挚”、“公正”、“伟大”的文艺批评家，是当时革命文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所亟需的要素，即使在时过70余年后的今天的文坛，也不无一定的现实意义。
由此看来，这篇《我所希望于新文坛上之批评家者》的发现，不但把刘莹姿从事文学写作的时间向前推移到1934年间，而且使我们了解到她早在辞国赴马前就已经有了相当厚实的文学功底和相当成熟的文学观念。因此也就不难明白，何以刘莹姿在赴马以后便能够出手不凡，写出许多激情满怀的战斗诗篇，卓然成为蜚声文坛的抗战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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