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小贩”杨村人

【类型】报纸
【作者】周允中
【简介】         大浪奔流,泥沙俱下;海阔河深,鱼龙混杂。在革命潮流的冲决下,真的猛士将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奋然直行,苟活者只能够在淡红的血色中,依稀见到微茫的希望。更有甚者,颓唐、落伍、落荒而逃,成为革命队伍之中的“小贩”和“奸商”。杨村人就是属于这类人物之中的一位。一.激进青年杨村人,谱
【全文】

         大浪奔流,泥沙俱下;海阔河深,鱼龙混杂。在革命潮流的冲决下,真的猛士将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奋然直行,苟活者只能够在淡红的血色中,依稀见到微茫的希望。更有甚者,颓唐、落伍、落荒而逃,成为革命队伍之中的“小贩”和“奸商”。杨村人就是属于这类人物之中的一位。

一.激进青年

杨村人,谱名启源,学名望甦,化名其苏。笔名柳丝,文坛小卒等,1901年农历四月二十二出生于广东潮安县庵埠镇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他幼年聪慧,喜好文学。继母田新华是一位坚贞勇敢的女性。她在潮汕地区早期的共产党人许甦魂的影响下,毅然参加革命活动,成为中共党员,后在大革命失败时壮烈牺牲。

杨村人从小在继母的启蒙教育下,向往民主平等。小学毕业以后,因为家庭经济破产而辍学。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他在庵埠镇组织爱国同志会进行宣传活动,1920年应聘在澄海县和家乡小学任教,并且兼任汕头《尾声日报》记者。后去集美中学读书,在堂叔父的资助下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在大学读书期间,经常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5年,经该校党支书李守章(即李俊民,后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的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的监视人就是董必武。

杨村人毕业以后,由党组织介绍去了广州,先后担任省立第一和第二中学的教导主任。当时的武汉和广州,都处在大革命的风暴之中,这对杨村人影响巨大。他积极参加和指导学生运动,为进步的文学团体和刊物写稿,逐步登上了文坛。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杨受到通缉,逃到武汉,担任了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与阿英、孟超是同事,19276月在武汉召开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不但参与文秘和宣传工作,还撰写了不少通讯报道,并因此结识了许多职业革命家。

此时,蒋光赤也由上海流亡到了武汉,相互得以结识,当时瞿秋白建议创办一种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刊物,大家均表赞同。只是时局的变化,准备在上海具体落实。1927年的年底,每人出资一百元的“春野书店”在上海四川北路虬江路开办,随即由阿英和杨村人编辑的《太阳月刊》也终于出版。虽然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就被查禁,但就其影响和作用来说,毋庸置喙。这期间杨村人还参与上海戏剧界革命团体——艺术剧社的组建,培训了大批文艺青年。他自己也写了几十万字的作品发表,在文坛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1930年杨经同事的介绍,去四川成都担任私立西南大学教授和教务长,后来因为反动当局逮捕进步学生,枪杀党员教授,杨村人只得再度亡命上海。同年6月杨正式参加“左联”,8月左翼“剧联”成立,杨村人担任了第一任的党团书记。不久,他又调到中央文委工作,起草了《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

这段时期,杨都是以一个激进的革命青年,党的基层工作者的身份出现在教育、文化和政治团体中,不失为一个受人瞩目,受党信赖的革命同志。唯独有一件事情却表现出了他的弊端和促狭。

1930年他在《白话小报》上,用文坛小卒的笔名,发表《鲁迅大开汤饼宴》的文章,污蔑鲁迅领到了当今国民政府的奖赏,为儿子开汤饼宴。鲁迅见了自然极为生气,但因为是同一阵营中一位革命文学家射来的暗箭,所以,鲁迅一直隐忍不语。直至杨村人叛变了革命,鲁迅才在《答杨村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道出了原委:“革命者为达到目的,可用任何手段,······必须拿我开刀,我也敢咬着牙关忍受。”

二.革命小贩

1932年夏秋,根据杨村人本人的要求,以及他自己唱出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去苏区”的高调,党委派他前去湘鄂西苏区工作,接替谢觉哉主编《工农日报》。杨之所以要去这一苏区,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在武汉上的大学,对这一带的民情风俗和社会背景比较了解;二是邓中夏同志在杨村人抵达之前,被党中央任命为湘鄂西特委书记,曾经是他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的领导。

杨村人在苏区上任时,正是夏曦积极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时候,苏区生存十分困难。在国民党发起的第四次围剿中,苏区陷落,失望之余,他只能够逃往武汉,藏匿在堂叔父杨静吾的太古祯糖栈里,谢觉哉对他有过一次精彩的描写:“杨村人是位小资产阶级而神经脆弱特甚的人,语言行动常使人发笑。当时洪湖地区的蚊子很多,一天杨村人睡醒,发觉帐子中有蚊子,大惊,说自己一定感染了疟疾,吵着要打奎宁针,结果给他打了一针才算完事。洪湖失败时,崔琪同志在湖内组织游击队,派他去做政治委员,去一天,草帽鞋子都丢掉了,在湖中遇见我,借了一双鞋,用鱼划子吧他送走了。”

 事后,杨村人终于回到了上海,在《社会月报》、《社会日报》、《读书杂志》分别发表了《赤区归来记》、《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白日之梦》。公开表明叛变了自己的政党。就他叛变的原因来看,不外乎这样四条:一、不满高语罕、蒋光慈被开除出党。二、苏区肃反扩大化。三、要照顾自己的家人,作一个孝子。四、贪生怕死。这其中最主要的还是贪生怕死。

三.飘泊生涯

 杨村人和鲁迅笔战达七年之久,期间,杨村人在各种报刊杂志上时断时续,含沙射影的不断攻击鲁迅。也遭致了左翼文坛的痛笞。即使与他同一营垒的人,也有人不时的嘲弄他,于是他受不了了。

他在《社会日报》上,发表了一则短文《杨村人曰》,自云自己:“这两年来卖文为生,安分守己,既不敢为非作歹,也没有升官发财。虽穷,晏如也。不料各方朋友时造谣言,说我已经发财发福,有意抬举增高声价,大多是我认识的人。而我是个大傻瓜,时常不能满足造谣朋友之所望,殊为歉然。近有某某友等,亦来抬举我,说我如何如何,且谓已经发财发福,已经买了汽车洋房,现在正告造谣诸友,杨村人无才无能,只能够去购买航空奖券,万一中了头奖。一定报答诸君厚望。”

杨村人变节以后,经过老乡陈灵犀的介绍,出任《社会月报》主编,后任《星火》杂志主编,还到处投稿。但是在旧上海依靠卖文维持生计,确非易事,加上他已经被左翼文坛所唾弃。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下,他终于离开了被他认为是个是非之地的上海,去了河南广武(现在已经改为荥阳县),在当地一个中学工作,寄居在县图书馆,并且为当地的报纸编一个副刊《广武旬刊》。后来还代理了第二区的区长一个月。说起离开上海的原因,他对《社会日报》的主编陈灵犀发牢骚说:“我在上海,为了吃饭,势必不能不卖文,可是,别人卖文是可以的,我卖文是不准许的,这样如何住得下去,连年与人笔战,如果别人不犯我,我何愿犯人,但别人骂我是可以的,我一回手,罪状便有了,这如何站得住?离群之人,精神本已难堪,更哪里受得住讥笑谩骂?为了避锋,我不抵抗的走了,远远的走了。”谈到河南当地的生活,他讲起自己终日吃麦和苞谷,也已经习惯,黄河鲤鱼味道虽好,但难得尝到。广武地方贫穷,老百姓大都以榆树叶子为生,他也品尝过柳叶羹。交通方面,街上走的仅有牛车。根本没有汽车和电车,自己步行,半个小时就能够将城墙走遍,但他却利用余暇,乘着酒兴,“骑个驴子上鸿沟,凭吊楚汉古战场,”觉得很有意思。也颇有情调。

抗战爆发,杨村人远走南粤,在故交,时任国民党广东省绥靖主任公署秘书中共秘密党员左恭的介绍下,担任公署党政处科员,第四战区政治干事,广东文化界抗敌协会委员,《民族日报》副刊主编。在此时期,他曾经给《社会日报》主编陈灵犀写给一篇《广州通讯》的报道,谈及卢沟桥事变以后,广州人好谈时事,热心国事,但在当地办报很难,原因是有关战争,香港的报纸可以登载,但广州的报纸不能够登载,所以,抵不上香港流入广州的报刊,另外广州人阅读报刊,都喜欢在茶室里租借,这样不免减少了报纸的发行量。他现在正在余汉谋率领的第四军,所津贴创办的《民族日报》之中工作,当地报纸的副刊,以登载武侠和香艳小说为主,最近经新闻检查所禁止后,新文艺的作品才在副刊上蔚然成风。他自诩只有胡春冰办的《中山日报》副刊和他办的副刊才最为出色。广州沦陷以后,杨村人去了重庆,接受国民党重庆中央训练团的培训,后出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

抗战胜利之后,杨村人通过中华全国文化协会成都分会负责人,广东老乡,澄海人侯枫的介绍,担任成都虹艺艺术学校教员。后来,又出任过四川省松潘、绵阳、剑阁等县政府秘书,理县中学和南充高级中学教师,川北大学教授。解放以后,在四川师范学院任中文系教授。1955年,杨村人在肃反运动中跳楼自杀。近年来地方党组织已经将他的历史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他所编写的《中国现代艺术史》,至今还是具有一定的文学和艺术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