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林忆萧红

【出版日期】2018-04-01
【类型】报纸
【作者】丁言昭
【简介】因要写关于萧红的文章，我翻阅了一些书报杂志，在不少文章中，有摘录梅林《忆萧红》的材料。我很想看看原文，但一直没找到。打听到梅林伯伯家的住址后，1979年12月的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在建国东路一条弄堂里找到了梅林伯伯的家。他家在底楼，光线不太好。当时，梅林伯伯已经72岁了。1970年他在“五七干校”劳动
【全文】

因要写关于萧红的文章，我翻阅了一些书报杂志，在不少文章中，有摘录梅林《忆萧红》的材料。我很想看看原文，但一直没找到。打听到梅林伯伯家的住址后，1979年12月的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在建国东路一条弄堂里找到了梅林伯伯的家。他家在底楼，光线不太好。当时，梅林伯伯已经72岁了。1970年他在“五七干校”劳动时，患有半身不遂的疾病，经过治疗有所好转。

我把来意说明后，梅林伯伯立即请老伴将书拿出来给我。封面上写着《梅林文集》，里面就有《忆萧红》一文，是1948年1月上海春明书店初版本。我到家即拿出稿纸和笔，将《忆萧红》全文抄录下来。过了几天我到建国东路还书，那天，梅林伯伯坐在靠窗的写字台旁，略胖的身体深深地埋在厚实的棉衣里，眼镜片在柔和的阳光下一闪一闪的。梅林伯伯姓张，广东人，说着口齿不甚清楚的普通话，他很有兴致的给我讲起了与萧红的交往点滴。

1934年夏天，梅林的朋友刘君在青岛接办《青岛晨报》，因为刘君长得胖，大家都称他刘胖子。由于此人虽然爱好文学，可是不会办报，就邀请梅林去当编辑。这样，梅林就离开生活三年的烟台来到青岛。那时，萧军和萧红也刚到青岛。萧军在报社当副刊主编，萧红主编《新女性周刊》，还专为报纸写稿。梅林认识萧红萧军后，他们互称：“三郎”、“悄吟”、“阿张”。

萧红生性活泼，为人真挚、坦白，梅林对她很尊敬。萧红和萧军生活很艰苦，萧红穿的都是旧衣服，经常穿布旗袍。在青岛期间，梅林从没见过做过一件新衣服，脚上穿的是一双后跟已磨去一半的黄皮鞋。

《青岛晨报》的社址靠近商业区，不在海边。那时，梅林住在报馆里，萧红和萧军住在观象一路一号，这是舒群夫妇预先为他们租好的房子。梅林从住处走到萧家，要走一刻钟光景。在他们住房附近有个日本领事馆，梅林每次经过那里，就想起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的罪恶行径，心中非常反感。到萧家，总要愤愤地讲上一通。梅林常和两萧同去菜场买菜，回家做俄式的大菜汤。萧红用有柄的平底小锅烙油饼，这是她的保留节目和拿手作品，每次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饱餐一顿后，他们常常到大学山、栈桥、海滨公园、中山公园，水族馆逛荡，高兴起来拉开嗓门就唱“太阳起来又落山哪……”有时下海游泳。萧红不会游泳，站在齐胸深的浅滩里，捏着鼻子，闭着眼睛，沉到水底下，折腾了一阵，然后抬起头，大声地问：“是不是我已经泅得很远了？”梅林瞧了她一眼，毫不客气地说：“一点儿也没移动。”同时要她学萧军的样子，像球一样地水面上滚动。萧红看了看正在游泳的萧军后，说：“他那种样子也不行，毫无游泳法则，只任蛮劲，拖泥带水地瞎游一阵而已……我还用我自己的游法。”说完，她又捏着鼻子钻到水底下去了。

青岛有官办和私办的通讯社，私人办的通讯社，每天收听无线电后，就将消息记下来，和采访来稿件一起油印出来，送给各报馆选用和参考，以此来挣钱。有一次，萧红拿了支钢笔，在这种八开大的通讯稿背后，几笔勾勒出一个人头：披着长头发，长长的睫毛，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嘴巴。画完，萧红把笔一掷，说：“我最不喜欢这样的女人了。”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了。

梅林到青岛后，曾读过萧红发表在《青岛晨报》上的一篇小说《进城》，后来又读了《跋涉》，觉得清丽纤细，下笔大胆。当他把这种感觉告诉萧红后，她问：“啊，是这样吗？是不是女性气味很浓？”

“相当地。”梅林说，“但是这有什么要紧？女性有她独特的视觉与感觉，除开思想而外，应该和男性不同的，并且应该尽可能发展女性底特点的，在她的作品里。”萧红觉得梅林的话很有道理，所以当她完成《生死场》后，就把原稿请梅林看看。

梅林以读者和朋友的身份发表点议论，他去还《生死场》原稿时，萧红问：“怎么样？阿张。”

“感觉还好，只是全部结构缺少有机的联系。”梅林坦率地说。

“我也这样感觉的。但到现在为止，想不出其他方法了，就让它这样罢。”萧红倒也不生气，爽朗地说。

梅林在20世纪20年代就参加了C.Y.即共产主义青年团，还坐过牢，所以在烟台当葡萄园管理员时，经常看左倾杂志，注意文艺战线上的论战。从杂志中，梅林知道鲁迅先生常去内山书店。梅林与两萧是好朋友，常常谈心，所以给鲁迅写信的事，他们也一起谈论过。梅林说：“你们只要写上海内山书店，树人收，鲁迅就能收到，直接写鲁迅先生不行。”那时候，梅林并不认识鲁迅，只是看了一些文章，觉得鲁迅先生就象圆规，青年们都向着他，写信给鲁迅，一定会得到他的指导。

荒岛书店是刘君接办《青岛晨报》以前办的，就设在去海滨花园的路上，靠近住宅区，山东大学的学生常去买书刊。书店的名字是梅林在烟台帮他取的，因为1928年梅林在吉隆坡搞学生工作时，曾经在许杰编的《枯岛》副刊（系《益群》报的文艺副刊）上写稿，由此想到青岛也是个进步文化比较荒凉的地方，何不取名荒岛书店。孙乐文是刘君的妻舅，也在书店工作。孙乐文在上海内山书店见过鲁迅，建议两萧可以用荒岛书店做通讯处。

1934年初秋，舒群夫妇先后被捕。10月初，《青岛晨报》一外勤记者，在报道一艘轮船的消息时，被人说是夸大了事实，要来抓他，于是就离开报社出走了。接着经理刘胖子也离去，报纸停办，最后只剩下梅林和两萧。面对这无人负责的报馆，他们仨也决定离开青岛去上海。临走前，梅林和萧红把报馆的两三副木板床及木凳，装在一架独轮车上，准备去拍卖。梅林对萧红说：“木床之类，我们还是不要吧？”萧红却很认真地说：“怎么不要，这至少可卖十块八块钱。”她睁大眼睛往四周看看，目光停留在门窗上，又说：“就是门窗能拆下来也好卖的。——管它呢。”萧红的性格就是这样爽朗、干脆。当然，他们后来并没有把门窗拆下来去卖掉。

1934年11月1日，梅林和两萧乘日本船“共同丸”，动身去上海。他们坐在底舱，迎面扑来一阵臭气难闻的味道，原来那是专门堆放咸鱼、粉条等杂物的货舱。他们一路上说笑着，啃着干粮，来到上海。

第二天，他们在外滩码头上了岸，马上在附近找了个廉价的小客栈，安顿好行李，然后分头去找房子和朋友。当天晚上，两萧就住在小客栈里。梅林到法租界的环龙路（今南昌路）找到少年时代的同学杨君，在那儿住了一宿。翌日，赶到小客栈去找两萧。到了小客栈，不见他们人影和行李，只见桌上有一张钢笔画的地图，梅林一眼就认出那是萧军画的。上边很详细地画了方向、路标、弄堂如何拐弯等。萧军进过讲武堂，对画地图很内行。这张地图梅林一直留着，作为纪念，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还有几张照片，一张是萧红和萧军的合影，他们肩并肩站在哈尔滨道里公园门口的照片，大约二寸大小；另一张是六寸的照片，萧军、罗烽、舒群三人站着的半身照。这两张照片，在1978年掀起的“萧红热”中重新出现，梅林也看到了，感到很欣慰。

那天，梅林拿着地形图，按上边标的线路，一路上问了好几个行人，终于找到他们的住处——拉都路（今襄阳南路）283号。这是个街面房子，楼下是一爿叫“永生泰”的小小文具店，门面只有三米宽，卖纸、笔、墨等。萧红和萧军住在二楼一间南北方向长形的大亭子间，东面有两扇窗，上楼可不经过店铺，从侧门直接上楼很方便。两萧先交了九元租金，并让二房东开张收据，以免到时赖掉不认账。因为他们在东北和青岛时，常听人说上海人“刁狡”、“门槛精”。

萧红和萧军在283号住了一个月不到，即搬到拉都路411弄22号二楼，那条弄堂又称复显坊。弄内总共有二十多幢房子，都是坐北朝南的石库门房子，围墙比较矮。两萧住的22号，在弄堂右拐弯突出的角上，属北边最后一排，当年房主量地造房，最后一排房屋面积都比较狭小。283号这幢房子，既没有石库门（前门），只有后门，也没有天井。

为了了解这条弄堂的情况，我找了住在弄内20号的中学同学陈钧凯的父亲陈锡祺，陈先生出生于1913年，当时在上海铁路局上海东站工作，他给我介绍了一些情况。当年这里住的有看门人、查票员、巡捕房里的“包打听”（暗探），或者干其他不正当职业的。还有好几家白俄。鲁迅曾告诫过两萧：“万不可以跟他们说俄国话，否则怕他们会疑心你是留学生，招出麻烦来。他们之中，以告密为生的人们很不少。”（1934年11月20日鲁迅致萧红、萧军信）

当时拉都路已属于上海市区法租界西南角的边沿，房屋稀少，夹着荒地，菜园和坟墩，路上行人极少，显得荒凉。马路朝西的半边是煤屑路，东半边是柏油路，没有公共汽车。在法租界内行驶的22路公共汽车，本身是紫红色的，俗称“红汽车”，只通到逸园跑狗场（今文化广场），直到1939年左右才通到襄阳南路。

梅林在上海没什么亲戚，所以也没什么地方可以串门，他就经常到两萧家去，好在走过去也不远。他从环龙路右拐，沿着拉都路朝南，穿过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就可以到他们家。

他们有时上街逛马路，有时在家写作，有时三人一起走出弄堂往南走，有一条小马路（今建国西路），是用小石子铺成，高低不平，有些小工厂。道上有卖菜的，他们就买些卷心菜、洋山芋等，回来做罗宋汤，洒点花椒。萧红则在木柄平底小锅上做烙饼，大家吃过以后，再进行工作。生活是很艰苦，但很愉快。

后来，我把梅林伯伯的几次谈话整理成文，投寄给《东北现代文学史料》，不久刊登在1980年4月出版的第二辑上。我收到杂志后，立即去看望梅林伯伯，他特别高兴。

梅林伯伯生于1908年，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相当活跃的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婴》《乔英》《疯狂》《敬老会》，报告文学《烟台烽火》及《梅林文集》，他更是文学界尽责的组织工作者。梅林从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到上海，一直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的秘书。那时老舍以文协总务部主任的名义主持会务时，处理文协日常事务的就是梅林，老舍戏称他为“咱们的大管家”。

1955年梅林莫名其妙地株连入胡风案，关了一年多，分配到由新文艺出版社分出来的古典文学出版社。他本来话就不多，经过1955年的折腾后更沉默了。他的好友何满子评价他：“梅林为人正直，朴素和老实。他的文字亦如其人，没有矫揉作态的花哨，但不乏潜藏的激情。”（何满子：《琐忆梅林》，载2004年3月出版《世纪》2004年2期）

我最后一次见到梅林伯伯，是1986年7月的一天，我和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周忠麟一起到华东医院去看望他，顺便想问问是否愿意把他与妻子的通信给我一封。在这之前，我已征得他爱人的同意，答应给我，但她表示一定要得到丈夫的同意。当时我正和周忠麟、陈思和，商量编一本《写给爱人的信——中国现代作家家书集》，那时，已收集到丁玲致陈明、朱雯致罗洪、王西彦致周雯等。可惜梅林没有同意。我本来想，过几天去时，再与他商量商量，谁知道，没过几天，我在1986年8月2日《解放日报》3版上，读到一则消息：《梅林同志逝世》，“原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离休干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梅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6年7月29日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79岁。”

现在留在我手头的除了与他的合影外，还有一张萧红纪念卡，上面写道：“萧红的创作道路是宽广康庄的。萧红的生活道路是坎坷不平备受折磨的。1982年2月6日”。这天恰巧是我的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