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邓牛顿
【简介】2008年9月25日16时，上海鲁迅纪念馆举行隆重的“鲁迅手迹捐赠仪式” 。手迹捐赠者日本古西旸子，将所藏鲁迅赠日本友人增井经夫的一幅字赠予上海鲁迅纪念馆。内容是：“泠泠七絃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增井先生雅属 鲁迅” 。这首《听弹琴》为唐代诗人刘长卿所作。古西旸子是日本著名的“文求堂
【全文】
2008年9月25日16时，上海鲁迅纪念馆举行隆重的“鲁迅手迹捐赠仪式” 。手迹捐赠者日本古西旸子，将所藏鲁迅赠日本友人增井经夫的一幅字赠予上海鲁迅纪念馆。内容是：“泠泠七絃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增井先生雅属 鲁迅” 。这首《听弹琴》为唐代诗人刘长卿所作。
古西旸子是日本著名的“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的外孙女。增井经夫是田氏的女婿，古西旸子的父亲。古西旸子在捐赠仪式上叙说，“1935年通经内山完造介绍，父亲和鲁迅先生见了面，向鲁迅先生转达了田中庆太郎邀请先生去日本进行创作生活的意愿。鲁迅先生委婉地谢绝了，为此还特意作为答谢赠送这幅手稿给了我父亲。父亲每每谈起与鲁迅会面情景，记忆犹新恍如昨日。父亲说，鲁迅先生虽是个瘦小个子，说起话来显得心胸宽广意志坚强心地善良，而且目光炯炯。在内山书店里和鲁迅先生的短暂会晤，对我父亲来说是一生最幸福的时刻。1936年1月，鲁迅应父亲的请求写下了这幅手稿。‘这是《碧严录》中的诗句，那泠是三点水旁，不是两点水旁哟。’一边说着一边递给了我父亲。每当我听着父亲讲述那段往事时，仿佛自己已置身于从未到过却已很熟悉的上海，在内山书店里正襟危坐聆听着鲁迅先生的教诲。”
田中庆太郎，在二十世纪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颇负盛名。他1880年出生于日本京都，从先辈那里接手“文求堂”书店的经营。文求堂1901年迁至东京。1908年至1911年田中庆太郎在中国北京购置房产，学习汉籍，发掘善本，使文求堂得以成为驰名的经营中国书籍的日本书店。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文求堂被毁，1927年重建。田中庆太郎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日本学者说“庆太郎氏既是书店主人又是学者” ，在版本学上造诣尤深。1951年田中庆太郎逝世，1953年其长子乾郎亦故去，文求堂不得不于1954年关闭。1966年日本《朝日新闻》上有文章称，“书店成了中国文学、汉学的沙龙，以至到了关西学者说的‘如到东京来，不去东京大学，也得来文求大学’的程度。”
文求堂主人同中国著名的文学艺术家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傅抱石有过许多的交往。1987年11月25日，田中庆太郎的三子田中壮吉编辑出版“日中友好的先驱者”——《“ 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一书，并委托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将该书分送中国学者。笔者有幸获得一册。1988年11月郭沫若著作编委会办公室来函称：“受日本友人田中壮吉先生之托，寄上日本已故‘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纪念集一册。该书由田中壮吉先生自费印行，赠送中日两国有关各界，书中刊有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傅抱石等人致田中庆太郎书信30封。谨请惠纳。”此次古西旸子捐赠的鲁迅手迹即刊入该书第46页，并注明：“鲁迅致增井经夫 1936年”；“ 增井经夫，田中庆太郎的女婿，金泽大学文学部名誉教授” 。其实，据《鲁迅日记》记载，“为增井君作字一幅” ，确切时间为1935年12月14日。
关于文求堂与鲁迅的往来，1932年4月，书店曾出版《鲁迅创作选集》；郭沫若则在一篇文章中述及，1933年上海的内山老板曾到东京向文求堂的主人谈起，说鲁迅所搜集的许多的隋唐墓志铭有发表的意思，“事后文求堂的主人才对我说，因分量太大，出版经费不赀，故未实现。”（《达夫的来访》）
至于郭沫若本人跟文求堂的交往就更多。郭沫若在《我是中国人》一文中回忆当年的情景——
一九一四年我初到日本，在东京本乡第一高等学校读预科的时候，曾经有朋友引我到附近的一座专卖中国古书的书店里去过。我记得那书店的名字叫文求堂。那书店有一个特色，是它有一个书房可以让买书的人去休息，看书，店员还要向你晋茶。那时因为我准备研究医药，和中国书没缘，后来也不住在东京，我也就只去过那么一两次。现在（引者注——指1928年秋）我对于它感觉着迫切的需要了。我往本乡区去找寻它。它就在本乡一丁目，离上野图书馆不很远，门面已经完全改观了。在前仿佛只是矮塌式的木造平房，而今却变成黑色大理石的三层楼的西式建筑了。屋脊和大门顶上都点缀着一些中国式的装饰，看来有些异样，仿佛中国的当铺。
卖的中国书真是多。两壁高齐屋顶的书架上塞满着书，大都是线装的。两旁的书摊和一些小书架上也堆满着书，大都是洋装的。靠后左边是账台，右边横放着一张餐桌，备顾客坐息。后壁正中有一道通往内室的门，在那两侧有玻璃书橱，也装满着书。这书橱里的书，大都是一些线装影印的比较珍贵的典籍了。
店主人姓田中，名叫庆太郎，字叫子祥，把文求堂三字合并起来作为自己的别号，也叫着救堂。（这是有点类似于儿戏，实际上救字并不是“文求”二字的合书。）年龄在五十以上。他是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但他对于中国的版本却有丰富的知识，在这一方面他可远远超过了一些大学教授和专家。他年轻时候曾经到过北京，就全靠买卖上的经验，他获得了他的地位和产业。大约在日本人中，但凡研究中国学问的人，没有人不知道这位田中救堂；恰如在上海，但凡研究日本学问的中国人，没有人不知道内山完造的那样。我在当天走进这文求堂的时候，就在那餐桌后面，发现了一位中等身材的五十以上的人。没有什么血色的面孔作三角形，两耳稍稍向外坦出，看来是经过一种日本式的封建趣味所洗练过的，那便是这位书店老板了。
我去向他请教，问他有没有研究“殷虚书契”的入门书。
他说有的。立地便从一处书架上取下了两本书来，递给我。
那是淡蓝色封面的两本线装书，书名叫着《殷虚书契考释》，是天津石印的增订本。我翻开了书的内容一看，看见那研究的项目，秩序井然，而且附有字彙的考释，正是我所急于需要的东西。价钱呢？要十二圆。在当时这决不是菲薄的数目，而我自己的身上却只有六圆多钱在腰包里。我便向老板提议：好不好让我把六圆钱做抵押，把书借回去看一两天？
书店老板踌躇了一下，娓婉地拒绝了。但值得感谢的他却告诉了我一个更好的门路。他告诉我：要看这一类的书，小石川区的东洋文库应有尽有。你只要有人介绍，便可以随时去阅览的。
那东洋文库的主任是石田干之助，和藤村成吉是同期生啦。
真的，我真是感谢他这个宝贵的指示。他虽然没有慷慨地借书给我，但我是不能怪他的。因
为那时候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我以一个陌生的外国人而向他提出了那样的请求，倒是唐
突得未免太不近情理了。我照着他的指示进行了。……
1931年，继续亡命日本的郭沫若，所著《甲骨文字研究》和《殷周青铜器铭文》两书，在李一氓的奔走下，于上海大东书店出版。样书寄到日本，郭沫若将两种各留两册后，把其余36本统统送至文求堂。“文求堂老板很客气，打了一个七折，当下便给了现钱。”
1932年起，郭沫若有10部考古学著作在文求堂出版——《两周金文辞大系》（1932年1月10日），《金文丛考》（1932年8月1日），《金文馀释之余》（1932年11月6日），《卜辞通纂附考释索引》（1933年5月10日），《古代铭刻汇考四种》（1933年12月10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1935年3月5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35年8月20日），《青铜器研究要纂》（日译本，田中庆太郎之次子田中震二译，1935），《殷契粹编附考释索引》（1937年5月29日）。
田中震二（1911-1932）英年早逝，郭沫若为其题写了墓碑。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于1955年底率中国文化代表团访日。访日期间，他与田中家人（田中庆太郎之妻岭女士，田中壮吉和女儿由纪子，增井经夫和女儿古西旸子等）相见，并专程前往叶川拜谒田中庆太郎的墓地。在见到古西旸子时，郭沫若问她的名字怎么写？听到回答后，他爽朗地笑起来，“旸谷的旸？中国现在没有这样的字啊。你父亲真是个不可思议的汉学家。”
回顾田中庆太郎一家几代人同中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为传播中国文化所作的诸多贡献，谨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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