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钦鸿
【简介】八、严辰（一封）钦鸿同志： 我才从云南访问返京，读到三月七日大札，复迟了。 你提到的“严辰，原闫晓光”，与我无关，我并不了解这人。 关于我的笔名，使用时间、报刊，手头无资料，大多已记不清，现将想得起来的答复如下： 厂民，用于1934年，可能是先在申报自由谈的《故乡》用起。 严翔，用于1934年《现代
【全文】
八、严辰（一封）
钦鸿同志：
我才从云南访问返京，读到三月七日大札，复迟了。
你提到的“严辰，原闫晓光”，与我无关，我并不了解这人。
关于我的笔名，使用时间、报刊，手头无资料，大多已记不清，现将想得起来的答复如下：
厂民，用于1934年，可能是先在申报自由谈的《故乡》用起。
严翔，用于1934年《现代》发的《侧关尼》。
A．M，厂民的英文缩写，1941年写《河边恋歌》（即后来改名的《唱给延安》）时用，发表于桂林的《诗创作》。①
安敏，厂民的谐音，1944年，延安解放日报，诗名已记不清。②
安弥，厂民的谐音，？③
杨坪，1950年，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现实诗丛”，《劳动花》。集中诗多在延安写的，曾住杨家岭、蓝家坪，取前者第一字、后者最末字而成。
沈彦，严辰的颠倒谐音，196？年黑龙江《北方文学》，散文《赫哲渔邨》。④
严辰，1945年延安解放日报《八年》。
逯斐——1940年，《小任克》。上海《文艺新潮》散文。⑤
宋玳——1941年，延安《文艺月报》剧本《迫害》。⑥
草此 祝好！ 严辰 [1984年]4，5。
注释：
①笔名A．M最初在桂林《诗创作》第12期发表诗作《阿拉川之歌》，嗣后在同刊第16期和第17期分别发表随笔《诗絮语》和诗作《河边恋歌》
②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上未查到署名安敏发表的诗作。
③笔名安弥曾用于1947年在《晋察冀日报》发表的讽刺诗《狐鼠篇》。
④用笔名沈彦发表的散文《赫哲渔村》，载1962年哈尔滨《北方文学》9月号。
⑤逯斐和宋玳均系严辰之妻逯斐的笔名。逯斐原名王松黛，创作多用笔名逯斐，以后该名成为其通用名，沿用至终。该笔名最初见于剧本《歧途》，载1940年4月1日上海《文艺新潮》2卷6期。人物志《小任克》一文则发表于《文艺新潮》2卷7期。
⑥据查，1941年延安《文艺月报》第11期发表的剧本《迫害》，署名为逯斐。笔名宋玳未见在延安《文艺月报》上发表过作品，而于1947年11月起在鲁西张秋镇《平原文艺》发表了故事《两个老汉》和通讯《保卫这几亩地》，1949年7月又在《田家》15卷23期发表通讯《煤台夫米才》。
九、杜埃（一封）
钦鸿、闻彬同志：
你们好！
近日来函敬悉。现将我的笔名索引经过补充、订正奉上，请查收（今年一月份我曾应约写一索引寄黑龙江克山教师进修学校钦鸿同志收，该文遗漏之处不少，故此作补充修订）。
同函付[附]上饶彰风同志的表一份。
同函付[附]上华侨女作家林彬的补充材料。
介绍作家名单如下：
廖子东（华南师院中文系）
杨嘉（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
韩萌（归侨作家，现汕头市，《汕头文学》编辑部）
杨越（广州社会科学联合会，在广州越秀北路）
许诺（广州日报付总编）
关于饶彰风同志笔名有些具体情况，我已忘记。他的女儿饶海珠正编写彰风传，请直接跟她联系。地址如下：
广州 桂花岗三街十七号四楼饶海珠。
匆此 撰安！
杜埃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廿六日，广州。
附录：
杜埃笔名索引（补充、订正）1983、11、26
杜埃原姓曹，乳名传美，学名曹芥茹广东大埔县人。汉族。男。笔名杜鹃、杜埃、杜洛、杜洛儿、T·A、赫尔、巴东、欧阳瑞薇等，常用笔名“杜埃”。
1930年以前，受到一些感伤文学的影响，当时家贫，失学失业，苦无出路。最初投稿时用“杜鹃”笔名，诉说农村的贫困、家境艰辛、社会黑暗，抒发个人的感伤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旧中国的现实和对旧现实的不满。一九三二年左右，最初第一篇小说用“杜鹃”笔名，题为《私娼》（原题名为《零卖》，被编者改为《私娼》），继而刊出《妈妈一家人》《归来，这里》《年关》《三只金戒指》《石手》等作品，均发表于1932至1933年之间的广州《民国日报》副刊。1932年，我开始参加广州左倾青年地下组织的读书会，后于1933年夏季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广州分盟”和“左翼社会科学联盟广州分盟。这时我已进中山大学在社会科学系念书。在进步教授何思敬、邓初民的影响下，读了马列主义社会科学书籍及上海左翼书刊之后，克服了自己的感伤情绪，就不再用“夜鹃悲啼”似的“杜鹃”笔名，于一九三四年初改用“杜埃”笔名，发表了《夜话》、《客厅主义文学》、《可笑得很》等作品，刊于上述同一报刊。改用“杜埃”笔名对自己来说在思想感情上提高了一步，也许此名多少含有杜绝旧社会的污浊、个人的伤感、排除蒙在自己感情上的尘埃之意。
1933、1934年，当时“宁汉分裂”，南京蒋介石和广东军阀陈济棠闹矛盾，陈提出“倒蒋抗日”的假口号，欺骗群众，捞取政治资本，实则是一致反共。当时乘陈济棠与南京的矛盾，写出了多篇揭露蒋介石政府假抗日的杂文，如《佛法无边》（讽刺蒋介石读经复古），以及针对所谓“新生活运动”写出了杂文《不见为净》等等，用的笔名是杜洛、杜洛儿，发表在上述报刊上。写抗日题材的小说《要活下去的人们》则仍用杜埃笔名。1934年初在“广州社联”和“广州左联”同志联合出版的地下刊物《新路线》上，我用“巴东”笔名写了一篇揭露反共战争的《都市——动乱的天堂》。1935年我逃亡北平返回广州后，又用“杜埃”笔名写出《烟贩》、《六月的统舱》、《看门人》等小说和《废墟》等散文。
以上作品均刊于1932至1935年间广州《民国日报》文艺副刊（该刊主编厉厂樵有点自由思想，所以那时如罗茜（欧阳山）、华嘉、肖殷（郑文生）、蒲特（饶彰风）、楼栖、浏心（廖子东）等许多人均投稿）。
T·A和赫尔二笔名，是1933年广州出版的大型地下文艺刊物《天王星》上用的笔名，一篇题为《光的追求者》（找党），一篇写罢工，笔名赫尔。
1940年，我受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代表廖承志同志及领导者之一的连贯同志的派遣，到菲岛搞抗日国际宣传和海外华侨宣传，为八路军、新四军募捐。那时我们在菲办了《建国周报》，我负责写国际战局形势分析及批判蒋帮谬论，坚持团结、民主、抗战，反对分裂反共的专论多篇，用的是“欧阳瑞薇”的笔名。
日军在菲投降后，我们办了日报《华侨导报》及《侨商公报》和《现代文化》月刊（均在1945至1946年）。这时重用“杜埃”笔名写国际形势及声援祖国民主运动的专论、社论，也写了长诗《红棉花·栗色马》及散文《远方》等。又用曹家裕笔名编写《新文学基础知识》（写了几章即返国，中断）。
解放战争期间在香港《华商报》用“杜埃”笔名写专论，社论则不署名。小说、散文、杂文等均用现在的笔名，有时也有杜洛、拜士等笔名，分别发表在《华商报》付刊、《文艺生活》（司马文森主编）、《作家》（楼适夷主编）、香港《文汇报》等报刊。
全国解放后所用的笔名绝大多数用“杜埃”。
除了上述报刊名字之外，解放后仍用“杜埃”笔名发表文艺作品及文艺评论，分别发表的报刊名有：南方日报、人民文学、光明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广东文艺（后改为《作品》）。少数发表在《世界知识》、《新观察》、《收获》、《上海文学》、《人民日报》、《湘江文学》、《长江文艺》、《广州文艺》、《花城》等报刊及香港《大公报》、香港《文汇报》等。时间有的在文革前，（十年内乱完全搁笔）
有的在文革后，难于一一注明了。
附：徐州师院出的《现代作家传略》中的“杜济儿”是“杜洛儿”之误。
杜埃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重订于广州
十、杨纤如（一封）
编辑同志：
一年来我在外地写东西，日前归来，才想起孩子们曾转给我的你们来函，稽复至希鉴原[谅]！
我的记忆中我不曾用过“丁非”笔名，也许别人记得此事。要么我在世界画报（1932年北平世界日报出版）上写过乱七八糟的文章，瞎胡署名。
“丁非”笔名，也许何小石用过。何小石是北方左联一位有成就而无“名气”的作家。我曾为文介绍，尚在牛汉同志手中，不知何时发表。小石的笔名有“何菲”、“小十”等。①
汪静之、孙席珍是否用过“丁非”，我不记得。②
袁长啸是1929－30在上海“海光报”等处用过，1934年在汉口《市民日报副刊》上用过。
冬杨是1932年左右在天津《大公报》用过。
眠流可能1932年左右在北平《华北日报》上用过（或冬杨）。
杨冬、杨东1932、1933年左右在北平《京报》《沙泉》上用过。
忆恬只发表过两三篇文章，在什么刊物上都忘了，时间在1932年左右。③
阡渔是1934年在汉口《市民日报副刊》上用过。
其余世界画报及其他想不起的小报用名都想不起了。
此致 敬礼！
杨纤如83，12，20，北京。
注释：
①何小石发表诗作的主要笔名是何菲，曾在上海《文学月报》（周起应编）、北平《文艺月报》（张盘石等编）以及北平《世界日报》《京报·沙泉》等报发表诗作，但未用过笔名丁非。杨纤如所撰介绍他的文章《北方左联诗人何菲》，后载于牛汉主编的《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1期。
②据查，丁非系孙席珍的笔名。
③笔名忆恬，据查曾在北平《求实月刊》1卷6期和7期发表过两篇评论《现在的国际情势与各国的离合》和《罗斯福的白银政策与列强斗争的连环》，时间在1934年。
十一、李俍民（两封）
（一）
闻彬同志：
来件收到。草婴同志那份已遵嘱转去。您如有信给他，也可叫译文出版社转。
关于笔名，我这个缺乏艺术感的人不曾用过，李星这个假名不是笔名，只是当年从上海去解放区，顺着那儿的用单名习惯，任意起的一个名字。李名铠则是族名，父亲按家谱中“名”字辈起的，第三个字都用“金”旁，比如我的几个兄弟叫名锟、名铮、名锷等等。李俍民则是家中用的名字，比如哥哥们叫伟民、侠民等等，我这个“俍”字很特别，过去文化中只有一个孙俍工，用了“俍”字；据哥哥告我，那是早已去世的父亲在《康熙字典》中翻出来的：“俍——良工也。”很可能父亲希望我长大了做一个“好工人”或“技艺很好的工人”吧。
就此祝编安！
李俍民
1982，12，30
（二）
钦鸿同志：
您好！三八节来信收到。
李俍民一名，作为笔名第一次印出，在1935年5月我译的第一篇译文上。刊物是我在宁波效实中学求学时由我主编的全校性十六开大型综合性专刊《效实学生》第五期。原作者是保加利亚伊凡·伐佐夫（I．Vazov）的一个反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的短篇小说《归乎？！》。我是从当时该校英文教科书上译上，英文译名是《Is he coming?》。
此致 敬礼！
李俍民
八四年三月九日
十二、吴强（一封）
钦鸿同志：
你好！
83年10月的信，迄未作复。因事务多，搁了下来，至歉！
现简复如下：
我原来的姓名：汪大同，在小学、初中读书，用这个名字。后借用同宗汪藻香的初中毕业证书，考取高中读书，以后便用“汪藻香”作为本名。“六滨”是我的“号”，亦称“字”，也曾经以之作为本名通用和发表作品。1935年5月，我在上海大晚报主办的短篇小说征文获第三名奖，发表小说《苦脸》，就是用的这个笔名。这年八月在上海《太白》发表速写《电报杆》，也是用的汪六滨。一九三六年春，我在河南大学读书时，向上海大公报副刊《文艺》投稿，开始改用“吴蔷”笔名，当时发表的文章题目叫《老实话》，“蔷”字被误植为“啬”了。后来，我发表小说、散文，都用这个笔名。①发表评论文章则用“叶如桐”，如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在上海《国闻周报》上发表的《感想·印象·回忆》，②就是用这个笔名。到全国解放后，我才改用“吴强”发表和出版作品。因我已在一九四五年已经用吴强作为自己常用的姓名了。但在发表评论文章时，也还用过“叶如桐”。
此外，我还用过潭云、海水、藻香等笔名，在一九三三、三四年在上海《大晚报》、《时事新报》、《新闻日报》上发表文章，全国解放后，则未曾用过。解放后，还有几次，用过“田庐”笔名。
关于我的出生时间和籍贯，你们写的是对的。
此致 敬礼
吴强
[1984]9／21
注释：
①吴强在相当一段时间都有笔名吴蔷发表作品，如发表在《抗战文艺》的报告《小小的胜利》《在颖桥寨》，发表在《文艺阵地》的小说《激流下》、随笔《夜行》《老黑马》，发表在《救亡日报·文化岗位》的随笔《戏剧里的“汉奸”》等。
②吴强署用笔名叶如桐在《国闻周报》14卷22期发表的评论，题目应为《印象·感想·回忆》，时间是1937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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