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丁言昭
【简介】1996年父亲丁景唐送我一本书《好年头》，版权页中间写着“艾霞遗著”。打开书，看了父亲写在扉页上的一段话：“1996年6月起理‘沉’书，拟送交龙华烈士陵园寄存。检得艾霞遗著《好年头》一册，留交言昭保存。艾霞为三十年代电影明星，与王莹均以文名，当年人称‘文艺明星’。惜艾霞亦与阮玲玉一样，以‘人言可畏’
【全文】
1996年父亲丁景唐送我一本书《好年头》，版权页中间写着“艾霞遗著”。打开书，看了父亲写在扉页上的一段话：“1996年6月起理‘沉’书，拟送交龙华烈士陵园寄存。检得艾霞遗著《好年头》一册，留交言昭保存。艾霞为三十年代电影明星，与王莹均以文名，当年人称‘文艺明星’。惜艾霞亦与阮玲玉一样，以‘人言可畏’自杀。望言昭为她写一文纪之。 父”。
打这个时候起，我开始注意收集艾霞的有关资料，碰到老电影人，常常会问起艾霞的情况。
她从哪里来
在1934年3月9日《电声周刊》3卷8期上，有一文《一对野猫》，署名“玲珑”，说的是王人美和艾霞两位人称“野猫”的女士，前一位在1934年出嫁，后一位却死去，“喜云乎哉，悲云乎哉。”
艾霞长着瘦小的身材，野猫形的脸庞，一双眼睛是两个横S，咧嘴一笑，露出一排整齐的小方块牙齿。
艾霞说一口不错的北京话，因此有人以为她是北京人，其实她的籍贯是福建厦门人，但从小在北京长大。她的本名叫严以南，又名诗佛，生长在一个封建大家庭里。她的父亲严家骏（井），曾经在北方从事五金业生意，后来失败，到上海来谋生。艾霞哥哥叫严以开，在两路局工作，姐姐叫严以东。艾霞生性聪慧亢爽，好学不倦。
艾霞在北平圣心女校初中肄业，与陆小曼是校友，对艺术有特殊兴趣，是个思想倾向进步的女学生。走出女校校门不久，艾霞爱上正在上大学的表哥，生下一个孩子，这段不成熟的婚恋关系，受到家庭的坚决反对，恋人屈服于压力退缩，抛弃了她。但艾霞为了追求向往中的自由，毅然与家庭绝裂，只身南下上海，她生于1912年，到1928年才16岁。
艾霞到沪后，最初以“艾霞娟”的名字，参加华剧影片公司工作，老板是张晴甫和张惠民两兄弟。后由蔡楚生介绍，加入田汉主办的南国社从事话剧，接触了一批进步文化人士。
1932年，艾霞由杨耐梅关系在天一电影公司就职。天一公司在我家弄堂的隔壁，嘉善路234号，原来叫泔水东路。房子如一栋西洋别墅，外面墙上雕着花纹，共有三个楼层，房间很多。有一次，父亲带我到这幢楼里去，看望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顾伦先生，其夫人是著名的滑稽演员绿杨。还有周劭也住在里面，原来是律师，后从文，夫人即戴望舒的前妻穆丽娟，长得非常漂亮，当年我曾采访过她，谈吐举止很文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里面的房间很宽敞，打蜡地板，钢窗。现在里面住了“七十二家”，面目全非。
193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电影小组在上海成立，成员有五人：夏衍、阿英、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夏衍为组长。为了加强左翼创作人才，进行了输送人才的工作，艾霞从天一电影公司引进明星电影公司，这时，她已经是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盟员。
因为与父亲断绝关系，艾霞到沪后，住在格罗西路（今延庆路）112号，楼下是兆丰煤炭店，与姐姐严以东、姐夫李傅明，及两个外甥同住。
艾霞富有艺术才能，塑造人物别具一格，她认为：一出戏、一部影片，就是各种人物人生观的交流，演员就是要去演各类人物。
当初，艾霞进入电影圈的动机，非常单纯，完全是因为爱好，随着生活的坎坷、痛苦的磨练，“才慢慢地知道电影发展的过程，是根据整个的社会的构造的变迁。”认为“决不能把电影当作有闲阶级的消遣品，或是超现实的至上的艺术，一种脱离社会构造的超越的东西。”（艾霞：《给有志电影的姊妹们》 载1933年9月1日《电影画报》5期）然后，艾霞谈到当演员不仅仅在银幕上会做几个喜怒哀乐的表情，最主要是要从实践生活中去认识社会、训练自己的技能，观察周围的人物：官太太、贵族小姐、卖青菜的老婆子、过路的小姑娘……如果你请一个卖菜的老婆子来演雍容华贵的夫人，肯定演不好，因为她没有那种生活。艾霞举了自己出演《丰年》的经验，这是部描写农村生活的影片，可是她一直在都市里生活，没有去过农村，怎么演呢？而且没有时间下农村去体验一下，于是，找了几本比较好的关于农村生活及农村破产的小说，这叫间接经验，还蛮管用的。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到农村去。
艾霞一进明星电影公司就被重用，在1932年到1933年中，参加拍摄近十部影片，而且大部分是由电影小组成员创作的剧本。如夏衍编剧的《脂粉市场》、《春蚕》，夏衍与郑伯奇、阿英合作的《时代的女儿》；阿英编剧的《丰年》，后改为《黄金谷》。另外还有王乾白编剧的《旧恨新仇》、《二对一》等。《春蚕》是夏衍根据茅盾同名短篇小说改编，艾霞在片中饰演一个农村妇女荷花。《时代的女儿》中艾霞则演赵淑娟，一个放荡堕落、成为男人玩物的女人，演得入木三分。
笔者见到《旧恨新仇》编剧王乾白写的文章《我所认识的艾霞》（载1934年3月15日《电影画报》9期），让我们看到一位立体的艾霞。
王乾白第一次见到艾霞，是在杨耐梅那里，虽然没有多说话，但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个活泼机灵的姑娘。由她来担任自己剧中的女主角，真是庆幸。在明星电影公司摄影棚里看见艾霞，她劈头就说：“要爱便爱，爱了便痛快。”
“天呐，这不是我剧中的台词吗？”王乾白又惊又喜，惊的是她怎么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喜的是她已经进入角色的内心世界。
艾霞接着说：“你现在真是变做一个恋爱至上主义者了！可是我是多么的同情你的说话痛快啊！”听得出，这是对他剧本的评价。虽然剧作者不承认自己是恋爱至上主义者，可是为了生活啊……可是艾霞的率直，她说话时的诚恳态度，至少又给王乾白加深一层不平凡的印象。
在拍《旧恨新仇》期间，他俩见面的机会增加多，说的话也多起来。王乾白非常理解艾霞的行为：她高兴的时候就笑，痛苦的时候就哭，一点儿也不会做假。心里感觉到怎么样，立时就会完全表现出来。他分析艾霞为什么一时高兴，一时痛苦？当然由于客观环境的关系，因为她的生活不平凡，与众不同，这是她的希望，可是事实上，无法尽如人意，因此她也就哭笑无常了。
当个好演员不容易，必须有一定的思想境界，王乾白在文中说：艾霞的“思想的表现，是极力的在想反封建，但是她的思想的内层，却又含着相当的封建意识的遗传……”
此话不假，现在让我们来听听艾霞是怎么来分析自己的。这是她回答一个关心电影的姑娘信，信中说：“谢谢你的劝告，我自当努力，以充实我对社会的各方面的认识。是的，电影是有社会的使命的，我希望我能同一般的电影从业员共同负起我们的责任。”（艾霞：《不是〈桃色的衣裳〉 给关心电影的姑娘》 载1933年10月1日《明星》1卷6期）
艾霞在1933年《大晚报》举行的中国明星选举中，获得第八位，这也可以看到她在市民心目中的位置。（《〈大晚报〉 中国明星选举结果揭晓》载1934年1月12日《电声周刊》3卷1期）
文艺明星
艾霞在银幕上频频亮相，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如果单是写文章的女士，也许不会怎么样，可是她既会演，又会写，所以特别引人注目。我们可以称之为：电影与文学的双重表演。
这种电影明星进行文学创作的现象，不只是艾霞一个人，1934年1月20日《申报》上出现一篇文章《四个女作家》，指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女作家，而是电影明星写文章的四位，除艾霞，还有高倩萍、胡萍和王莹。
电影明星们触及的题材，往往是自己的日常生活，什么银幕下啊、与自己搭档的演员啊、到什么地方去旅游啊、恋爱啊、家庭生活啊……由于明星演员有各种各样的包装，观众不知其真面貌，所以这种文章特别受欢迎。如艾霞写的《恋爱的滋味》、《1933我的希望》、《三个宝贝导演》等，读者很多。
艾霞常常在拍戏之余写作，她的朋友高倩萍在《我所知之艾霞及她底死》（载1934年3月1日《中华月报》2卷3期）里回忆道：她们在苏州拍《黄金谷》时，一起住在一只小船上，对面各放一小铺，中间一盏煤油灯，真是一灯如豆。每天拍戏回来，艾霞就将自己的手提箱放在铺上，借着煤油灯一丝微光，便大写特写起来，写日记、写拍外景的趣闻。写完后怎么寄出去呢？在偏辟的农村，没有邮电局，请船上的小孩第二天到镇上买菜时寄出。
有人认为艾霞“很努力于作品，她的文稿，染有一些自我论的气息”，又“颇能恰到好处”。而艾霞身后，又有论者把她与王莹并称为“舞台二杰”。
艾霞爱看书，还拜文学前辈为师，特别爱看丁玲的作品，当丁玲1933年5月被绑架后，非常担心她的命运。艾霞准备自编自演丁玲的《法网》（《哀悼的前奏》 载1934年3月15日《电影画报》9期）。当时社会上流传丁玲已去世，艾霞写了一文《何时何处得见丁玲》，大有“恨生不得与丁玲相见”之势。她在文中说：
“我自从加入了明星公司以后、就编了一个剧本、名《现代一女性》、自己看看觉得太无聊、太浅薄、以‘恋爱’为题材的，确是太多了，那时我想把握着有意义的人生片断来写一个剧本、一天、无意中发现丁玲女士的《法网》、我真喜欢得发狂了、这是个好故事、那时我决意把它编为电影剧本”。
可是她与《法网》中的环境太陌生，加之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很希望能与丁玲谈谈，请她提供一些资料，可惜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没有认识我所敬爱的丁玲、这是我生平一大遗憾”。（冰：《艾霞自杀的预言》 1934年2月27日《福尔摩斯》2版）
目前艾霞留下的唯一“电影小说”是《现代一女性》。这部中篇小说连载于1933年5月22日至6月27日《时报·电影时报》。艾霞同时把它改编成电影剧本，缩写的“电影本事”，则刊于同年6月1日《明星》1卷2期上。
电影《现代一女性》由李萍倩导演，艾霞主演，明星影片公司出品。公映后引起很大反响，好评不断，争议也不断。在1933年7月24日《福尔摩斯》2版上，署名“德律风”写的一文《艾霞之情诗谭》，开头说：“现在明星公司之艾霞女士、初无藉藉名、自隶南国社、其名渐著、继入明星公司、献身银幕后、而电影明星之荣衔、由此而获、嗣为明星主演《现代一女性》、不特表情见胜、且加以剧本、为女士所自编、又属难能可贵”。
对于外界的评论，艾霞的心态很平衡，她说：
《现代一女性》我编的这个剧本，这是无容讳言的失败了，因为我没有编剧的经验，所以弄得遭极了，最大的原因，还是我没有认识戏里面我所写的人物的实际生活及他们的环境，尤其是没有把余冷的矛盾写好。不过，这还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教训。（艾霞：《给有志电影的姊妹们》载1933年9月1日《电影画报》5期）
《现代一女性》写房地产公司的摩登女职员蒋萄萄热恋上记者余冷，可惜他是有夫之妇，而且又穷困潦倒，为了资助余冷，违心地投入垂涎其姿色的房地产经理李史，后因为偷窃李史钱财而入狱。蒋萄萄在狱中遇到老朋友安琳，是一位“有着前进的思想，革命的虔心”（艾霞：《现代一女性》 载1933年6月1人《明星》1卷2期），在她的影响下，出狱后走向“光明的路”。
虽然剧的结尾有点牵强与仓促，戏剧评论家石凌鹤在文中指出影片中女主人公是一个放荡的女性，很难相信她会忠于情，最后的转变也很勉强。但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作者塑造的形象——蒋萄萄——一个摩登加革命的人物，却受到越来越多的上海都市文化研究者的关注与讨论。
艾霞遗作《好年头》，其主题与叶圣陶的作品《多收了三五斗》，有异曲同工之处。小说讲述这一年收成很好，但是谷子价格爆跌，农民反而更加贫困。“谷贱伤农”后，激发农民抗争的故事。
艾霞在1934年1月20日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近来写了一篇3万字的小说：《好年头》，在1月24日《青光》登载。”（《艾霞致庄君的书信》 载1934年3月2日《电声周刊》3卷6期）石凌鹤看了《好年头》，不得不惊奇于作为电影明星的艾霞能写出这样的好作品。有记者评论道：“艾霞的文章，如黄河直泻”，“坦白得过多的坦白”，颇有“气魄”。阿英回忆：“艾霞！在你死前的不久，你告诉我说，在文学事业上，你只是一个开始，要我继续的帮助你”。
艾霞在文学上起点不低，有追求，有抱负，如果还活在世上，相信将来有一天会成为真正的作家。
余音
艾霞离开我们已有八十多年，但时常会在一些报刊杂志上见到有关她的文章，如《〈新女性〉：艾霞》、《〈新女性〉与艾霞、阮玲玉之死》、《中国影坛第一位自杀的作家影星》、《“勇于死”的艾霞》、《影星艾霞的〈现代一女性〉》等。
在艾霞弃世76年之后，她的小说、散文精选集《现代一女性》终于问世，这是对这位文艺明星的最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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