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静之与郭沫若

【类型】报纸
【作者】邓牛顿
【简介】1985年9月，我在浙江富阳参加郁达夫烈士殉难四十周年纪念会时，于主办方安排的富春江游船上，得以拜识“五四”著名诗人汪静之先生。那时，我一点儿也不了解汪静之与郭沫若这两位青春型诗人之间的交往。直到2002年，汪静之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在沪召开，得到一本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漪漪讯》，方惊人的发现，汪
【全文】

1985年9月，我在浙江富阳参加郁达夫烈士殉难四十周年纪念会时，于主办方安排的富春江游船上，得以拜识“五四”著名诗人汪静之先生。那时，我一点儿也不了解汪静之与郭沫若这两位青春型诗人之间的交往。直到2002年，汪静之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在沪召开，得到一本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漪漪讯》，方惊人的发现，汪、郭有那么多的交往和友谊。《漪漪讯》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汪静之和符竹因之间的情书集，也是汪静之爱情诗创作的主要情感源泉。

尔后十年间，我学术课题甚多，未能及时地将这些相关的资料进行梳理。直到上海举办汪静之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暨文物捐赠仪式，我才着手，以汪静之情书《漪漪讯》作为主要线索，并参照西冷印社2006年出版的六卷本《汪静之文集》，整理出汪、郭诗人交往录，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提供一份生动、翔实而珍贵的史料。

结识于“《女神》周年纪念会”

“前夜开《女神》周年纪念会，后至沫若、达夫寓所与沫若抵脚。和他们谈得很有趣。沫若确有大诗人风度，温和而慷慨，冷静而活泼，诚哉满身皆有诗气味矣！”（汪静之1922年8月7日信）

《女神》出版周年纪念会，1922年8月5日晚在上海一品香旅社举行。纪念会由郁达夫发起，参加者有郑振铎、沈雁冰、谢六逸和卢隐女士诸人。汪静之和应修人一起代表湖畔诗社与会。

1982年4月15日汪静之《建议成立郁达夫纪念馆》时说：“郁达夫与郭沫若是创造社之双星。郁生前与郭齐名，并与郭同样蜚声日本文坛。在‘五四’新文学创造时期，发表小说最早的是鲁迅，而出版小说集最早的是郁达夫。”“1922年在上海民厚里泰东书局编辑部，我亲闻沫若对我推崇郁达夫的小说和旧体诗，并说自愧弗如。当时郁达夫也在场，面部表情是很难为情的样子，口称过奖，但并没有认真否定郭的说法。”

1985年9月在富阳纪念郁达夫会上，汪静之又一次忆及当年情景，“我把郭、郁当老师，但他们不以老师自居，愿当老大哥，视我为小弟弟。他们非常喜欢我，因为我很年轻，像个小孩子。”

1986年3月，汪静之自述生平时说，“郁达夫、郭沫若以前我都没有见过，在会上一见如故，会结束后，郭沫若要我和修人一起回他们的住处，郭说他已看过《蕙的风》（8月1日出版的）。他们创造社的三个人住在泰东书局编辑部，创造社的书刊都在那家出，他们住在那里，白吃饭，不拿工资。那夜谈得很好，郭沫若很喜欢我，像对待一个小孩子，抱了我亲嘴，他三十一岁，我二十岁。郁达夫也很喜欢我。他们是大人，喜欢小孩子。”

此后的交谊

“昨天郭沫若、郁达夫来看我，我就伴他们游海滨。（友人来访，我以海滨贡献）我们各唱新诗数首。以试验新诗唱法。他俩唱了几首日本的恋歌，颇有情致。谈及恋爱问题，达夫大赞日本女子。又论中国文坛前途，当负扫尽迂腐气和流氓气的责任，不得不努力肆劲前趋。在海上高谈阔论，浪声亦为之齐奏。”（汪静之1922年8月9日信）

1930年11月30日汪静之《出了中学校以后》一文回忆，“1922年，我离开杭州一师，曾在吴淞中国公学住了一暑假（邓按：读暑期英语补习学校），常常带着书到海边草堤上去独坐，一边读书，一边看海。那海波的活泼的风度，海云的变幻的神态，都是我所最熟悉的。有一次和沫若、达夫同游海滨，直玩到半夜，讨论新诗读法，大家试读。沫读我的诗，读得很慢，好像唱昆腔一样，每个字音都拖得很长。他的读法和胡适之的读法完全相反，胡适之读新诗不用哼哼调，就和说话没有分别。接着我读他的《湘累》，我便把他们两人的读法折中了读，虽带一点哼哼调，但亦不离语言的自然的声调太远。”

“明天要赴申，应郭、郁之邀约。”（汪静之1922年8月11日信）“我觉得我的脑子不够用，身体又很怯弱无气力，我以为有病患；昨天叫郭沫若给我试验过（他试验得很仔细，全体都试到），说是没有什么病，不过因为少运动之故，所以不很强健。真的，我自古以来不曾用气力去运动过。以后我要注意些了。（郭君是在日本学医的，他不曾进文科学文学，只是自己研究，至于文学的学问恐怕有些文学博士还不如他。）”“前夜和郭、郁谈论嬉笑，直至夜半后四时才睡觉……”“郭君在日本的住宅是叫做抱洋阁，因紧临着海洋，风景绝佳。他叫我将来去和他同住，倘若我要到日本去的时候。” （汪静之1922年8月14日信）“昨天珮声又叫我到郭沫若那里去问他，伊的鼻病危险不危险。到郭处有二十里路远，我坐在电车里只顾看书，看了几篇《空山灵雨》，等到下车的时候，方知袋中的皮夹被扒手借用去了。好在皮夹内只有两块钱和一张十几块钱的蹩脚皮袍的当票。到郭处适他他往，只得转回。” （汪静之1922年8月23日信）

“我的病沫若哥替我看过，并非前额窦炎，是一种鼻腔肥厚症。他说此病普通很多，完全不要紧，无害于脑筋。常用盐水洗洗就是了。不过洗盐水是很麻烦的。” （汪静之1924年2月23日信）“我在沪时是和沫若哥同枕睡，我是他的小弟弟，他用手腕给我做枕头，抱着我睡，并且亲吻：望你不要起醋意，我们同性的人亲亲吻是不要紧的。即如你和你的姐妹亲一万个嘴，我也不会吃醋。”“沫若他们的学艺社要在杭州办一个大学，沫若已定为文科主任。”“沫若的妻儿已到日本去了，因为上海地方太坏，不宜于小孩子住。他想带妻儿到杭州钱塘江边去住家。”（汪静之1924年2月29日信）“日本是一个花的国，是一个很妙的地方，其中很有美的趣味。我计算明年春樱花开时可和你到日本去游一次，倘若沫若有工夫和他同去更便当些。” （汪静之1924年信）

爱看《茵梦湖》

“《茵梦湖》（小说）、《活尸》（戏剧）是中国翻译界的两本很有价值的书。望你细看看，可以得到无限悲凉的安慰。”（汪静之1922年7月19日信）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青年，汪静之积极从文化时潮中汲取滋养。他多次讲他爱看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作家的作品，其中也包括《茵梦湖》、《少年维特之烦恼》等译作。

《茵梦湖》、《少年维特之烦恼》是郭沫若的译作。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曾说，“《茵梦湖》的共译者钱君胥是我的同学，那小说的初稿是他译成的。他对于‘五四’以后的中国的新体文没有经验，他的初译是采用旧时的平话小说体的笔调，译成了一种解脱的体裁，失去了原作的风格。因此我便全盘给他改译了，我用的是直译体，有些地方因为迁就初译的原故，有时也流于意译，但那全书的格调我觉得并没有损坏。我能够把那篇小说改译出来，要多谢我游过西湖的那一段体验，我是靠着自己在西湖所感受的情趣，把那茵梦湖的情趣再现了出来。”

到了1924年1月末，汪静之在给符竹因的信中再次述及，“《茵梦湖》是羡慕财富的丈夫的女子的好教训。以丽沙白自幼与来印哈德要好，后却嫁与富家儿奕理虚，虽因其母有意要嫁与奕理虚，实亦伊自己羡慕奕理虚的富贵奢华之心理。到后来重会来印哈德时伊才知他和伊才是真正的精神相爱，才是一对幸福的好鸳鸯；才知伊是被羡慕富贵的虚荣心所误了。作者用一首俗歌来代伊说话：‘纵有矜荣与欢快，徒教换得幽怨来。若无这段错姻缘，纵使乞食走荒隈我也心甘爱！’这歌好极了！”

彼此评诗

“适之、作人他们说《蕙风》好，我现在自己看看除了三五首外实在都是坏诗。这是我这一年进步了的原故。现在最好的诗人总算郭沫若，其他都不佳。我们（漠、修、雪）的诗毫不惭愧地尽可与老郭并驾了。毫不自夸地话，比老胡高明多了。老胡整理国故的本领的确好，诗便不行了。去年老胡说看着我们做诗很羡妒，漠华说道：‘我们努力几年，总有气死胡适之之一日！’只要没有十分了不得的意外事发生，我们四人努力做去，将来定可成第一流文学家（不仅诗而已）。”（汪静之1923年信）

“修人对我说《支那二月》是乱排的，只照长短排得好看，并不依诗的好坏为秩序。还有一层，我已经出名了，他们还没有什么荣誉，所以把我的放在中间。这是真的，普通人家都是把有名的人的东西放在前面，不管好坏。修说故意要改了这种俗习，沫若恐怕也有诗拿到《支那》上来发表，修说也不把他放在前面。”“沫若说这一期我的三首诗最好，其余都不佳。但以为……”（汪静之1925年2月28日信）

那时年轻人对自己的创作充满了自信，甚至还有点儿自夸，哪怕是面对胡适之、郭沫若这样有影响的人物，也敢说自个儿的作品好。

到了1979年春，汪静之返顾当年诗坛情景，有了历史主义的眼光。他说，“新诗坛第四本新诗集——郭沫若的《女神》（1921年夏天出版），是异军突起。这才是真正的新诗，这才是新诗的开山祖师。《女神》是火炬，热情奔放的革命浪漫主义，鼓舞了千万青年。”“《女神》里有一句诗：‘新诗人还在吃奶’。郭沫若是吃饱了惠特曼、拜伦、雪莱、歌德、海涅、莪默·伽亚谟的奶。湖畔诗社四诗友当时只有《女神》和几十首翻译的外国诗值得学习，我们是缺奶的营养不良的婴儿。《女神》是奔腾澎湃、波浪滔天的大江，湖畔诗社四诗友的诗不过是山涧小溪的涓涓细流。”（《回忆湖畔诗社》）

见证郭沫若的生存状况

“昨晚和修同到沫若家中去，沫若同他的安娜一同做厨子，忙着弄菜做饭给我们吃，吃了一种日本做法的菜。直谈到十点钟才回来，我和修睡，桃仙和伊母亲睡。昨夜和伊睡在床上谈到二点钟才睡着。”“我今天又到沫若处去玩来。他问我他在西湖时第二天你没有去同游，你是不是生气了；我已把你解说过了。他现在很苦，三个儿子累煞了，一天到晚绕着他，要纸、要画、要书、要抱，要……又是哭，又是叫。他的安娜也辛劳得很，养育了三个孩子，人也老了，而且两三礼拜之后又要生儿子了。他因为爱文学不爱做别的事，所以情愿吃点苦而不到四川去当四百元一月的医院院长（现在四川还要他去）。他现在穿的是十三年前的日本学生呢制服，黑色已经变成黄色了，领、袖、扣子都破了，坏了。（我去年正月见他穿的也是这套破制服。）他说他上街都是穿这套学生装，有一次买菜，遇着一个卖菜的老妇人，那老妇人见他这样子以为是厨房师傅，对他说：‘大师傅，你的菜篮太小了，可以换一个大些的。’（大师傅就是厨房火头。）他说卖菜的人常常当他大师傅。”“沫若说他曾写信到扬州第二师范去替我找事，但回信还未来。” （汪静之1925年2月25日信）

这些现场的记述，与郭沫若的自传与自传性小说散文相互参照，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他们那一代人所经历的痛苦与艰辛。

 

历史表明，诗人汪静之的出现与成长，得益于“五四”思想解放的时代环境。这位湖畔诗人既得到了胡适、周作人、鲁迅、朱自清、刘延陵等的支持，也得到了郭沫若、郁达夫等的关爱。说明一个相互切蹉、彼此支撑的文学环境，对发展我们的事业有利。我之所以会冒着酷暑辑录上述文字，不但因为这些艰难存世的文献，真实而生动地记录着新文学运动前驱者们的人生足迹与感人情景，而且予我们当今的文学发展以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