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重要的资料工作会议

【类型】报纸
【作者】苏兴良
【简介】近日拾掇以往日记本时，发现一册三十年前的记事本，里面较为详细记录1979年12月上旬赴京参加一个大型资料编辑工作会议的情况、领导人讲话，其中有些内容对于我们今天的资料工作，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在“文革”前的十七年，文学资料工作被忽视，写文章往往是“以论代史”，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也是“先入为主”，先下结论
【全文】

近日拾掇以往日记本时，发现一册三十年前的记事本，里面较为详细记录1979年12月上旬赴京参加一个大型资料编辑工作会议的情况、领导人讲话，其中有些内容对于我们今天的资料工作，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在“文革”前的十七年，文学资料工作被忽视，写文章往往是“以论代史”，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也是“先入为主”，先下结论（依据领导人的言论），再找证据。因此，资料工作或史料变得无关紧要。那时仅有少数高校，如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师范学院等院校，搞了一些现代文学资料汇编，往往也是以当时政治标准或文艺斗争需要来决定资料的取舍。

打倒“四人帮”以后，进行“拨乱反正”，文艺界开始复苏，资料工作重新受到重视。随着1977年全国统一高考的恢复，由于教学和研究的需要，一些高校开始联合起来编印、内部出版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的资料专集；1978年下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刊了《新文学史料》季刊（初为内部发行，1979年第3期改为公开发行）。该刊创刊号的《致读者》写道：“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我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历史是一部披荆斩棘、充满斗争、不断前进、波澜壮阔的历史。把这个历史时期的生动丰富的材料收集起来，以备今人和后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分析研究，予以科学的总结，对于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具有重大的意义。”还说创办这个丛刊，“能为收集和保存五四以来文学史料的工作尽一份力量”。应该说，《新文学史料》的创办，无疑是新时期文学资料编辑工作的迎春花，对以后的现当代文学史料工作和文学的研究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至今已出版了一百三十多期。

1979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昆明召开会议，决定以“国家六五哲学社会科学方面重点规划项目”的名义，组织力量搞一套大型现代文学资料汇编，并初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三十个项目（以后又增加几项），下发到部分高校、文学研究单位供认领编辑。该资料汇编分甲、乙种，甲种以现代文学史上的运动、思潮、论争与社团资料为主；乙种以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为主。后来又增添丙种，包括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文学期刊目录、作家笔名录等部分。当时，笔者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课，于是在教研室认领了甲种中《文学研究会资料》这个项目；贾植芳先生正在中文系资料室带领几位资料员编辑赵树理、闻捷、巴金的资料，正好属于乙种的项目。于是，1979年12月初，贾先生带着笔者应邀赴北京参加在全国总工会招待所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工作会议。

此次会议会期十天，共有来自全国部分高校和文学研究单位约百余人与会。上海去了五人，除我们复旦两人外，还有上海作家协会的魏绍昌先生、上海新闻出版处的丁景唐先生和上海出版系统的张有煌先生。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文研所现代研究室具体组织。12月5日晚开了个预备会议，成立个领导小组，成员除社科院文研所所长陈荒煤、副所长许觉民（许洁泯）、文研所现代研究室主任马良春、现代室研究人员徐廼翔和张大明外，记得还有江苏师院的芮和师、复旦大学的贾植芳、上海作协的魏绍昌、杭州大学的郑择魁和中山大学的饶鸿兢等人，日后他们轮流主持会议的讨论。

12月6日上午因社科院及文研所的一些领导和人员，去八宝山参加革命先烈李大钊长女、文研所民间文学研究室作家李星华同志的追悼会，故资料工作会议于当日下午正式开始。会议由许觉民主持。他先扼要讲了一下会议要求和安排，说因会址未找到，拖到冬天才开。会议主要就三十本资料编辑工作交换意见，讨论问题，解决体例、内容诸问题，希望讨论得透些、快些，时间紧，不能延长。最后他说：“今天请荒煤同志先谈谈，再由马良春讲一讲会议进行情况，第三个是集体讨论有关问题，第四个是由有关同志谈生活安排。”

接着，陈荒煤讲话，主要是介绍11月份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的情况和精神。四届文代大会于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大会致辞，周扬作了题为《继往开来，繁荣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陈荒煤传达了邓小平的贺词和周扬报告的主要内容，还就四届文代大会的准备、建国后三十年文艺运动的评价、会议未能充分展开讨论的问题、胡风案问题、文代会后各作协应该抓什么等问题，作了较为具体的介绍。他的讲话很长，总体上看依然带有当时文艺解冻期的一些思想，但对文学资料编辑工作还是有启示和指导意义的。

12月7日全天大会。上午会议由文研所现代室主任马良春主持。他开宗明义地说，这个资料工作，远在“文革”前周扬同志就曾提出要搞大型资料汇编工作，由于“文革”间断十几年；这项工作是今春昆明会议上决定的，责成文研所现代室组织，由徐廼翔、张大明具体负责。文研所现代室是主持单位，不是主编单位，这次开会研究个原则，具体编就由各承担单位去搞。这次工作，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是一次大型的资料工作。工作本身是个创举，很有意义。这是现代文学研究一种深入的表现，因为没有资料，就搞不好研究工作。马良春还谈了过去编有现代文学史三十来种，但由于没有从历史实际出发，人们不满意，等等。

马良春讲话结束后，先后有丁景唐、陈冰夷和唐弢等三位专家讲话，就资料工作的重要意义、项目的确定和体例、现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最后张有煌就这套资料丛书的出版事宜谈了15条意见。

接下来几天，主要是分组或大会讨论，每次重点讨论一两个问题，或在大会交流看法、深入讨论。其中广西大学承担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后改为“胡风等人文学理论资料”）和社科院文研所承担的“两个口号的论争”资料，争论最激烈，意见分歧大，看法一时难以统一。因此，会议闭幕时马良春宣布说：“按上级指示，关于胡风和周扬的研究资料，决定暂时不编，如果以后有需要再另行编辑。”

12月15日，会议结束那天，文研所副所长许觉民再次介绍四次文代大会情况，并强调资料汇编工作应遵循的原则：要尊重历史客观事实，力求真实的反映历史本来面貌；能够尊重历史，资料的生命就长久。但他又说，尊重历史，当然并不完全排除我们的倾向性。每套资料，要求尽可能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见，这是五四以来汇编的大型文学研究资料。他讲完话后，文研所的徐廼翔、孙席珍、樊骏也发了言，就资料编辑问题谈了各自的看法，还介绍了日本文学界对资料工作的重视和经验。许觉民等人对资料工作的意见，集中反映在日后出版甲、乙种“资料丛书”的《编辑凡例》、《例言.》和《编辑说明》中，都强调“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编选原则，凡是在现代文学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有代表性的各种文学主张、文学运动与社团的资料，都要进行广泛地搜集和科学的整理，力求比较真实地反映出现代文学史的本来面貌。”（《编辑凡例》）

资料工作会议期间，主办方还组织与会人员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和观看几场内部电影。12月15日会议结束后，贾先生和笔者搬离总工会招待所，到崇文门一家旅馆住了一周时间。因为除我们原先承担的《文学研究会资料》和三位作家的资料外，又增加一项《外来文学理论、思潮的影响》（后改名《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出版），于是就想趁热打铁，顺便在北京查阅资料、访问作家。拜访了茅盾、冰心、肖军、李何林、唐弢、牛汉等人，还走访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搜集资料，为日后开展资料编辑工作作准备。这其中有两件事与资料编辑工作有关，值得一提。

一件是访问茅盾先生，请他为“当代文学资料丛书”作序。我们去北京前，几位编辑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同志，托付我们带一些内部编印的资料呈送茅盾，请他为这套丛书写序，以利于公开出版，扩大影响。后来，茅盾于1980年2月寄来他作的《序》，在《序》中充分肯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的编辑工作，说“这是一桩很重要、很有意义的工作，属于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基本建设”，“虽然这部丛书还仅仅是过去资料的汇集，但是我相信它将引来一个竞相研究作家和作品的百花怒放的高潮”。

另一件事，即我们编完《文学研究会资料》，把所编写的“文学研究会大事记”初稿寄给丁玲征求意见。她很快复信，对我们的资料工作表示“完全支持”，鼓励我们的“努力获得成功”，并诚恳地说：“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记述历史上的一些文艺团体、文学活动，为后代人研究工作，提供可靠的资料。”

茅盾、丁玲都是现当代文坛的巨擘。他们对资料工作的高度重视和肯定，对我们无疑是个很大的鼓舞和指导。回忆三十年前北京召开的那次重要的资料工作会议，联想文坛前辈的教导，深感资料工作的重要性；也正是那次会议，极大地推动了文学资料工作广泛开展，有力推动了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新时期文学资料工作的不断深入进行和发展，与三十年前那次北京资料工作会议的举办是分不开的。现在，由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以“知识产权专利创新法律图书”名义，集中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编》丛书，就是三十年前那次北京资料工作会议组织汇编的资料丛书，可以说是对那次资料工作会会议历史意义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