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日期】2019-05-01
【类型】报纸
【作者】
【简介】吴心海韩北屏没有主编过《小雅》关于诗人韩北屏（1914—1970年），本来我是不准备再写什么东西的。陈子善先生曾写过一篇《韩北屏：〈诗志〉》，发表于2009年8月7日的《文汇读书周报》，很详细地介绍了诗人的一些情况。当时我拜读之后，不知天高地厚，还就自己掌握的一些资料，写过一篇文章《<小雅>创刊地及
【全文】
吴心海
韩北屏没有主编过《小雅》
关于诗人韩北屏（1914—1970年），本来我是不准备再写什么东西的。陈子善先生曾写过一篇《韩北屏：〈诗志〉》，发表于2009年8月7日的《文汇读书周报》，很详细地介绍了诗人的一些情况。当时我拜读之后，不知天高地厚，还就自己掌握的一些资料，写过一篇文章《<小雅>创刊地及<诗志>刊名题写者》（《博览群书》，2009年第10期），为子善师的文章作补充。
不过，最近因整理《小雅》诗刊的相关资料，在读秀上检索到1997年2月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韩北屏文集》， 读到《文集》下卷中所附录的林林的《〈夜鼓〉序》及《韩北屏生平》，觉得还是要写一篇短文，澄清一些史实。
林林的《〈夜鼓〉序》，原本是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2月出版的韩北屏遗著《夜鼓》所写的序言，曾发表于《战地》杂志1980年第2期。其中有这么一句：“北屏同志从年青时编《小雅》写新诗，直到最后编成诗集《夜鼓》，算来也有几十年的功夫，才达到这个较好的水平。”我父亲吴奔星当时读到后，曾给林林写去一信，告诉他，韩北屏年青时只是在《小雅》上发表过诗作（第4期《悔》），他所编的诗刊是《菜花》和《诗志》。林林当年5月7日复信说：“小文有误，《菜花》误为《小雅》（《战地》编者已经知道，并转来给我），今后如再用此文时，当予以更正，谢谢您。”
遗憾的是,距此17年后出版的《韩北屏文集》并没有对《〈夜鼓〉序》中的讹误做更正，而且在《韩北屏生平》里，还有“他还与朋友创办诗刊《小雅》，发表了许多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抨击时政的进步诗篇”的描述，不知根据何在。此外，《生平》中“1934年，他来到上海，与同人创办《菜花》、《诗志》等月刊，并任主编”的表述，也不够准确或引起人误解，韩北屏与路易士创办《菜花》、《诗志》并非1934年，而是1936年，地点也不是上海，而是苏州。
《钟山风雨》2018年第1期，刊登有丁邦元所写《蜚声文坛的韩北屏》，也有“1934 年至 1937 年他在上海创办并主编两个杂志：《菜花》《诗志》月刊”字样，应是作者轻信并援引了不实的材料，又一次以讹传讹。不过，这篇文章开头说韩北屏“发表文章时用过露珠、宴冲、欧阳梦等笔名”，让我十分惊喜，因为此说证实了我多年来的一个猜测——露珠是韩北屏的笔名！2015年4月29日，我曾在《中华读书报》发表《诗人纪弦早年的一篇小说》，其中表示：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刊登《金得利》的同一期《读书俱乐部半月刊》上，还载有一名署名“露珠”作者的作品《乔治摩亚感想抄》，而我曾见过路易士编辑的《火山》诗刊第1期封面上，有署名“露珠”的题字：“一九三四，十二月底，编者赠我”。两个“露珠”，同一时期，也应为同一个人。如此，纪弦以本名“路逾”在《读书俱乐部半月刊》发表习作基本就能够认定了。
当时我曾推测露珠就是诗人韩北屏，因为除了上述两人交往的证据外，我还在路易士韩北屏主编的《菜花》诗刊创刊号上，看到过“菜花诗丛”的广告，其中韩北屏的一本叫《露珠草》，露珠之间的关联呼之欲出。但当时是孤证，无法加以确认，所以没有写入文章。
1987年下半年，先父吴奔星为江苏文艺出版社主编《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函请林林为韩北屏推荐诗作。林林1988年1月17日回信，选了韩的诗作3首，即《夜鼓》、《黑奴堡》和《海边铜像》，并解释说这3首诗是“均写黑非的重要题材，也写得好，北屏自己也满意。”与此同时，他也自选了诗作3首，并表示：“我们这两人的诗，是以对外开放时期，要对外友好，增加对外的一点知识着眼选的，这样辞典诗篇的题材也多样些，不知你以为然否？”我不知道当时吴奔星是如何回答林林的，但作为中国新诗诞生70年后的第一本新诗鉴赏辞典的主编，他选诗的着眼点更侧重于诗艺，因此在正式出版的《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并不见上述3首诗作，选入的则是韩北屏民国期间创作的代表作《牧——写给舞鹰》和《病》，前者曾被闻一多先生选入《现代诗抄》。
韩北屏路易士的《两地书》
韩北屏是扬州人。自称扬州人的路易士对扬州感情很深，回忆录和诗作中对扬州、对扬州的老友着墨也颇为可观。然而，对于“家住扬州，很早就和我相识了”、共同创办《菜花》和《诗志》的同乡诗人韩北屏，他在回忆录中只有寥寥几处：
我邀约韩北屏、常白、沈洛三位，和我组成“菜花社”，出《菜花诗刊》。菜花四瓣，属于十字花科，藉以象征我们“镇扬四贤”之合作。
真是惜墨如金，甚至没有提及韩和他是刊物的共同编辑（双主编）。至于他所谓的“镇扬四贤”中的常白，回忆录中则有相当篇幅的描述，并有“在这些人之中，尤以常白和我的友谊最为深厚”的表述。陈子善先生在《韩北屏：〈诗志〉》中也有此发现：“韩北屏怎么认识路易士并成为志同道合的诗友的，已无法知其详”。
不过，路易士的妻兄、画家胡金人在《画像闲谈》（ 见《青年文选》第六辑《长春》，日新出版社，1947年1月）一文，在提及婚后为妻子画了一幅全身肖像画时回忆：
画幅中的妻坐在富丽的背景当中，丝缎的礼服熠熠发光，她脸上红红地像刚饮了酒，身姿软软地斜倚在床上，显着微醺的慵懒，情调表现得相当好。但一直想不出一个适当的画题，有一天诗人韩北屏在我家晚餐时，偶然谈到这幅画，他想了一晚，想出了“酒阑人散后”，后来便用了这个题名。
韩北屏和胡金人，二人是扬州同乡，又同在一个文化圈里，可能本来就熟悉。但我更愿意相信，韩北屏成为路易士画家连襟的座上客，还是他和路易士当年的关系非同一般的缘故。之所以后来路、韩对彼此着墨不多，或许是两人政治态度渐行渐远的缘故罢！这和《韩北屏文集》中其“生平”提及他主编《菜花》和《诗志》时不写另一个主编路易士的名字，只写“同人”，恐怕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不过，路易士和韩北屏亲密关系，除了共同编辑《菜花》《诗志》外，还是留下了文字记录的。1938年3月26日出版的武昌《文艺战线》2卷1期，刊登有署名“韩北屏·路易士”的《两地书》，《韩北屏文集》中未收，也不见任何研究者提及，这是研究现代新诗及诗人面临日寇入侵时如何抉择的重要史料，有必要照录如下：
一
易士兄：
收到你的明信片，使我非常兴奋。自从离开家乡以后，我已三个月没有收到任何人的一封信了，你的行止，我颇挂念。
那些故乡的友人们的消息，我完全不知道。金人在我走的那天晚上，是住在我家里的。据他说，先到乡下去住一些时候，然后看情形再定。不知现在是到哪儿去了。
这一次家乡的损失实在是够大了！一切熟人与家人的安全与否，非等到重返故乡时不能详知了。然而哪一天才能重返故乡呢？
我现在已与文救会（应为“江苏省江都县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简称“江都文救会”，韩北屏任副主任——笔者注）全体加入十一集团军总政训处工作，目前工作地点大概是在安徽全省。这种在内地城市与乡村流动的生活，我是愿意过下去的。而且在现在，我惦念着家与国，我觉得我这样的献身下去，已是不够的了。
你的诗小册子我尚未收到。
沈洛常白二人，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消息，真令人悬念得很。
我有千万句话想说，也许见面时谈几天也谈不完，但是信上我是写不出来。
遥想着活跃于都市的友人们，不仅又想起呻吟于敌人铁蹄下的家人，我呜咽了。
常来信。祝
好！
弟北屏 上。
二，二十七，六安。
二
北屏兄：
二月二十七日的信收到了。我真说不出我是怎样的喜欢和惆怅。我渴念着你！可是，我们不容易见面了，因为不久，我便要离开这个正在苦难中挣扎着祖国的怀抱，而远远的飞去了；在那陌生的欧洲，我将埋头好好的磨练一番。这一去便是两三年，说不定还会更长久一点，则我们不知哪一天才能重见呢。想起从前我们闲坐于冬天的香影廊，沐着温煦的太阳，一面饮着茶地畅谈着文学艺术上的诸问题时的那种豪兴，那种不可一世的气概，实在是有点不胜其伤情了，因为个中的滋味，是只有你我两人才知道的。而这几年来，国事人事上的变化，不是太多太莫测了吗？我，北屏！我只有黯然而已。
你已加入十一集团军，并从事与政训的工作了，这是可喜可贺的。你应尽你的能力，好好的干下去！但你必须牢记着：作为一个文学者，固应深入各种的生活中从而体验之；惟技巧的锻炼，也是一日不可疏忽的。盼你好自为之。
常白兄现在在兴化，已多方面地探知了他的近况了。
我在武汉尚有两三个星期的勾留，如果此信到时，你尚未离开六安，则我尚来得及接到你一封信。
出国手续弄妥之后，将回贵阳一行，然后，便从香港出帆了。在海行中，我一定时时给信你。
你说你想起了呻吟于敌人铁蹄下的家人，你呜咽了。唉，北屏，我将何以慰你呢？但愿你的爱人是平安的，你的母亲，你的姊妹，我都在为他们祝福。
再会吧！愿你
健康！
弟 易士 上。
三，二十四，武昌。
从刊物出版时间和信函落款时间看，“两地书”应分别写于1938年2月27日和3月24日。韩北屏路易士之间的真挚友谊和由衷挂念，在信中一览无余，无疑是两人友情的最好见证。不过，面临敌寇入侵、国破家亡，两位诗人的态度，多少还是能够看出些许不同。当时韩北屏已经参加了抗战政训工作，但他并不满足于在城市和乡村中流动，反而认为“我觉得我这样的献身下去，已是不够的了”。反观路易士，则是要办妥手续，“离开这个正在苦难中挣扎着祖国的怀抱，而远远的飞去了”。不同道路的选择，当时已见端倪。耐人寻味的是，诗人后来在《纪弦回忆录》或其他文章里，似也没有提及过他曾有去欧洲的准备。或是我囿于所见而不得知，愿知情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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