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日期】2008-02-01
【类型】报纸
【作者】欧阳文彬
【简介】今天提起契萌这个名字，只怕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但是提起张天翼却是人人皆知。更鲜为人知的是：契萌原是张天翼的第一任妻子。 我和他俩相识于七十年前。那时抗战爆发不久，我在南京刚读完中学，便流亡到长沙，考入从北平迁到长沙的民国学院。我在学校里读的是法律系，选修了中文系张天翼老师的文艺习作课。他是我走
【全文】
今天提起契萌这个名字，只怕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但是提起张天翼却是人人皆知。更鲜为人知的是：契萌原是张天翼的第一任妻子。
我和他俩相识于七十年前。那时抗战爆发不久，我在南京刚读完中学，便流亡到长沙，考入从北平迁到长沙的民国学院。我在学校里读的是法律系，选修了中文系张天翼老师的文艺习作课。他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第一位恩师。他非但把着手教我开笔，后来还一直关注着我的写作，和我结为忘年之交。
契萌是张天翼介绍给我的第一位文友。他俩是我见到的第一对文坛伉俪，又都是共产党员。张天翼比契萌大十岁，政治思想比契萌成熟，创作经验比契萌丰富，契萌很尊重他，他也很欣赏契萌的才华。契萌那时己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和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发表作品，还在长沙的进步报纸《观察日报》当了编辑。
那时候大家都在逃难，生活相当艰苦。他们在一长沙市区对岸的牛头洲上租赁了一间农家小屋，土墙、泥地，家陡四壁。张天翼写作时，四邻的农村孩子爬到桌上抢他的笔。契萌性格开朗、乐观，小屋里经常响彻她银铃般的笑声。我常到他们家作客，由衷感到这是一桩十分美满的姻缘。他们也不把我当外人，契萌更是亲切地把我称作她“自己的朋友”。因为，平时的来访者大多是张天翼的朋友，比较年长，只有我一与契萌年龄相近，只比她小四岁。她和我处得跟亲姐妹一样。
他俩怎么会从情投意合地相爱闹到恩断义绝地分手，可以说是一个谜。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谁变了心、谁抛弃谁那么简单。我作为一个知情人，一直不愿揭开这个谜。可是契萌晚年曾经嘱托我在适当的时候为她澄清一下事实。如今我与契萌失去联系又己十几年了，我托人去找她工作过的单位，那家厂早己倒闭，我又托人去她住处的派出所查找户籍资料，只查到她的原住处早已拆迁，她的去向不明。她若仍健在，该是九十三岁高龄了。我也到了望九之年，视力衰退，搁笔己久。契萌的嘱托成了我不能再拖延的一笔债。现在提起笔来还这笔债，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这两个人我都不愿伤害，只能让事实说话，而事实又是如此残酷… …
1938年秋，张天翼离开长沙民国学院，调往邵阳塘田讲学院，他临走劝我不要继续上学，一是我的经济困难，要靠打工支付学费；二是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学校里不一定能学到什么东西，搞创作的人应该深入生活。我辍学后，教过书，当过兵，后来进了桂林新知书店，开始漫长的编辑出版生涯。1939年张天翼回到民国学院任教，那时学院己迁到湘西淑浦。张天翼去湘西后，经常和我通信，谈他的创作情况，鼓励我不要放下笔。到1942年就不再见他来信了，后来我才知道他病了。重庆《新民晚报》和《新华日报》都报导了张天翼患肺结核“病剧”的消息，呼吁读者捐款救济。有一篇文章动情地说：我们忍心看着这么一位优秀作家，因为健康水准的不能维持而穷死于湘西的山从中吗?民国学院的学生也在当地发起募捐运动。《新华日报》还刊登过捐款人的名单。我看到这些消息当然很为张天翼担心，但也为读者和学生对他的支援感到欣慰，相信他能挺过来。
1945年抗战结束前我在重庆工作时，契萌突然来访，说她和张天翼分手了。我很诧异，责备她不该在这样的时候离开张天翼。她说这几年他们在湘西日子过得很艰苦，她己经竭尽全力尽到了一个妻子的责任，现在她自己也病倒了，没有力量再照顾张天翼了，只得把他送到文艺家协会，交给组织，她自己到亲戚家养病，还不知道能不能养好。我根本听不进去。最后她无奈地说了一句：你不了解我的难处。临走时没有留下联系地址。杭日战争结束后，我随开明书店复员回上海。1948年得到消息，张天翼又辗转去了四川农村，住在一个读者家里养病，生活困苦，举目无亲。我马上去信邀他来上海养病，我说我的条件并不算好，但是我有饭吃你就有饭吃，你来上海能找到文艺界的朋友，比困在四川农村好。他果然来了。我们见面后自然谈到他和契萌的分手，他说：“这不能怪契萌，要怪我病中脾气不好，是我对不起她。”
他到上海后，化名张养吾，住在我家。陈白尘、蒋天佐等文艺界的朋友都来看望他，后来由陈白尘替他和组织取得联系，送他去香港养病，病愈后转到北京。建国后复出工作，担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和沈承宽结婚。“文革”中，他备受折磨，“四人帮”粉碎后，正想重新提笔写作，却不幸病倒，瘫痪失语，1985年病逝。1986年，是他的80岁诞辰，在北京召开了“张天翼学术研讨会”。在这个会上我遇见了一位张天翼作品研究学者，他告诉我他访问过契萌，契萌曾向他打听我的地址，要和我联系，我就主动给契萌写了信。
契萌很快给我来了信，她说：自从1945年她和老天(契萌和张天翼的朋友都是这么称呼他的)分手以后，一直被朋友们误解，责怪她是在老天最困难的时候抛弃了他。从那以后她就和文艺界的人彻底断绝了联系。这个黑锅她一直背了四十多年，心里的委风始终没有机会申诉，现在总算找到了我，可以一吐为快了。她相信，我了解情况后是能理解她的。她滔滔不绝的倾诉，仿佛把我带回到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在战争中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今天不知道明天的日子多么难过，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又不知何时才能结束。张天翼和契萌困居在湘西的崇山之中，特别是民国学院无法维持被迫解散以后，他们不得不借住在农村学生家中，寄人篱下，前途茫茫。在那种情况下，没有契萌的照顾和陪护，只怕张天翼连性命都难以保住。
来自读者和学生的捐款毕竟不是稳定的收入，只能救急，不能救穷。契萌认为捐款是冲着作家张天翼来的，她何德何能，怎好从中分一杯羹。张天翼说：你是我的妻子，捐给我的钱你当然能用。契萌想出去工作，挣点钱维持生活，她说她教教小学总是可以的。张天翼则说：你去工作了，谁来照顾我?张天翼提出要
契萌写东西，把她酝酿己久的反映湘西妇女生活的长篇小说写出来，拿到稿费也能维持生活。契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实在无心写作。张天翼就责备她浪费天才，没有出息。契萌说我就是写出来了，也不一定能出版。张天翼说：你是我的妻子，这点面子还是有的。这句话伤了契萌的自尊心。她说:我连写东西也要靠你的“牌头”吗?事实上，张天翼的很多朋友如陈白尘、蒋牧良、王统照(巴人)甚至连地下党的领导人都说契萌的任务就是照顾张天翼。契萌对这种说法一直抱有反感，那我就没有自我了?她认为在照顾张天翼之外，她还应该有自已的人生价值。可张天翼却把朋友们和组织上的观点完全接受下来，他要求契萌既是妻子，又是秘书、护士、保姆，在他生病期间更是如此。作为一个女人，契萌除了这四项任务之外，还不得不考虑明天从哪弄米下锅，维持生活的开支从哪里来。于是张天翼又责备她庸俗，浪费天才。这样无休无止，循环不已的争论，形成了一个怪圈。他俩被这个怪圈牢牢地套住，脱不了身，绕来绕去，绕得晕头转向，削弱了理智，消蚀了感情。尽管如此，契萌还是苦苦支撑了三年，守护着身患重病的张天翼。
后来他们又怎么分手了呢?这让我想起一句俗语：贫贱夫妻百事哀。张天翼从一个广受读者爱戴的知名作家落到如此地步，而且患上了当时被认为绝症的肺结核，心情自然不好。契萌承受了如此沉重的负担，精神上的压力更难化解，身心交瘁，抑郁成疾。她患的是神经性的病，经常发呆，脑子里一片空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再也没有力气和张天翼争论了。张天翼失去了争论的对手，也就无话可说。两人间由沉默发展到冷漠。双方都感到分手是必然的了。契萌考虑的问题更多，她心里想着：张天翼病了有她照顾，她病了非但不能再照顾张天翼，而且没人来照顾她。她越想越怕。正因为如此，她才不避艰险，把张天翼从湘西护送到重庆，交给全国文艺家协会。她以为把张天翼交给组织是最好的办法，她自己的病能不能养好她都没有把握。没想到文艺界的朋友都责备她不该在这样困难的时候抛弃张天翼，她有口难辩。
契萌是五四运动后在妇女运动和女权思想孕育下成长起来的新女性，共产党员，具有自强、自立、自尊的性格，而张天翼出身于清末的书香门第，是从旧营垒里破茧而出的进步作家，身上难免还留有某些大男子主义的残余。他俩有共同的爱好和追求，只不过张天翼已是享有盛名的文坛骄子，而契萌还是个初涉文坛的新秀。两人性格的差异不可能不发生碰撞。再加上抗战时期特殊的处境和张天翼所患的严重疾病，这种碰撞就更难避免。那时，他们身边又没有一个能进行调解的朋友。他们的分手也就势所难免了。我不愿评说他们两人谁是谁非，我只能说：这既是特定时代的悲剧，也是两种性格冲突造成的悲剧。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就用这句话来结束这篇令人心情沉重的回忆文章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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