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日期】2008-04-01
【类型】报纸
【作者】邓牛顿
【简介】[柳青来信] 牛顿同志： 二月二十四日信悉。感谢大家对我的工作关心。我因为六三和六四两个冬春都参加农村社教，致使写作停顿下来。重新拿起后，又因为撩生，进展比前更慢，所以笫二部还要一年，看是否能发表。 你的朋友们既然询问，可以把这个实际情况转告。当然，各地读者希望早日读到，这种情况只能使我更加认
【全文】
[柳青来信]
牛顿同志：
二月二十四日信悉。感谢大家对我的工作关心。
我因为六三和六四两个冬春都参加农村社教，致使写作停顿下来。重新拿起后，又因为撩生，进展比前更慢，所以笫二部还要一年，看是否能发表。
你的朋友们既然询问，可以把这个实际情况转告。当然，各地读者希望早日读到，这种情况只能使我更加认真，不能因而草率。
此复并祝
进步。
柳 青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日。
[收信人语]
1966年春天，我收到了柳青同志寄自陕西长安县皇甫村的来信。此前我曾给他去信，询问《创业史》第二部创作进展情况。这封信就是他的回复。
那时我在中国作协上海分会文学研究所工作。作为一个来自农村的文学青年，特别关心农村题材的创作，而《创业史》就是那个年代最著名、也最风行的作品。《创业史》第一部出版之后，文学界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同时也引发了对其中人物形象塑造问题的讨论。我和研究所的朋友一起合作，由我执笔撰写了《梁生宝评价中的几个问题》的长篇文章，发表在1964年3月16日《文汇报》上。
《创业史》描写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进程。对这一段历史究竟作出什么评价那是其他专门家的事情。不过以我在农村的亲身经历而言，认为早期的互助组、初级社是顺应了贫苦农民的要求与农村发展的实际的。只是后来的高级社与人民公社，步子跨得太快、太紧、太急，超越了群众觉悟程度与生产发展规律。乃至以为共产主义就在不久的将来的宣传，那就更是头脑发热，其农村的社会组织形式显然不适合当时的中国国情。
《创业史》反映的是早期农村合作化。翻身之后中国农民的社会主义热情，他们中间的共产党人的质朴、勤劳、奉献的优秀品格，至今仍让人久久怀念与深深景仰。梁生宝买稻种过程中所显示的素质与精神，虽然已历半个世纪，可为今朝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很好的历史垂范。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终南山、蛤蟆滩，至今仍是我的精神家园。梁三老汉、梁生宝、徐改霞以及他们的子孙们这几十年来的景况，至今依然让我牵挂。
柳青同志信中提及的“你的朋友们” ，指的是我在湖南农村当过生产队长和在家乡上中学的妹妹等在内的农村青年，以及生活在我周围的文学青年朋友。大家都热切地期盼着《创业史》第二部的尽快问世。
柳青同志在信中所表达的对待文学创作事业的严肃认真的态度，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
此外，这封四十年前来自作家生活基地的珍贵信函，其信封是柳青同志将中共陕西省长安县委员会寄给他的信的信封翻过来再加以利用的。这种勤俭节约之风，也昭示了一个人民作家的可贵风范。（2006年3月2日）
[还有话说]
如今，合作化的历史已经远去。柳青同志也长眠在那片他奉献了激情与生命的土地上。遗憾的是，如今还有多少人去读《创业史》，还有多少人知道柳青？
作品的评价无论如何都脱离不了它所反映的时代历史背景。《创业史》所书写的还只是从互助组到初级社的历史阶段。作为一个浏阳河畔农民的儿子，一个初期农业合作化过程的亲历者，我对党在这一阶段农村工作的决策，至今仍持肯定的态度。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民，如果不走合作化的道路，依旧停留在传统的社会组织与生产方式上，那么中国农村必将面临严重的两极分化，贫苦农民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翻身与解放。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以为《创业史》的确堪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史诗。
近日读到《文艺报》（2008.3.8）上阎纲同志《纪念柳青》的文章。他在表达对柳青同志深挚敬意的同时，说道，“只要不把《创业史》仅仅看作‘社会主义高潮’ 语境下的文学、一部社会史，而是把它看作受苦的庄稼汉在一种类似宗教的鼓动下的理想国、心灵史；如果将个性特色、思想特征和审美价值联系起来进行系统化的研究的话，那么，梁生宝、梁三老汉不会过时，《创业史》不会速朽。”而我认为，把《创业史》“看作受苦的庄稼汉在一种类似宗教鼓动下的理想国、心灵史” 的观点，既不符合我国初期农业合作化的实际，也不符合《创业史》所描绘的汤河流域初期农业合作化的实际。试想，把梁生宝们的所作所为所思，也视作是在类似宗教的鼓动下去追求理想国的话，那么，梁生宝的形象必然会失去其时代先锋的榜样作用，失去其社会的美学的价值。“类似宗教的鼓动” 或许可以用来形容高级社、人民公社化的情景，可无论如何都不能以之来概括初期农业合作化的现实。阎纲同志的这一观点，我担心有可能导致对《创业史》文学价值的消解与文学史地位的颠覆。我想这决不是阎纲同志所愿看到的。
此刻，我联想到余秋雨教授在“可凡倾听” 时的一段话。他说，“现在有一些比如对初期的浙东农村的合作化运动进行否定，我就不认为是。后来有很多问题，但当时农村如果没有这个合作化运动，农村就一直破败下去了，就没办法了，所以我从小孩的眼光感觉这是一件好事。”（《可凡倾听》笫326页）我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只不过这不是什么小孩的眼光，而是一种成熟的、理性的历史判断。
作为知识精英，任何时候都得秉承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对我们经历过的世事，作出符合实际的科学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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