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邓牛顿
【简介】一当我1981年6月26日在北京拜见李一氓同志时，只知道他是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老资格的革命家，曾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在瑞金介绍郭沫若同志入党。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请他老人家谈谈他心目中的郭沫若。李一氓（1903-1990），四川彭县人。也不知怎的，话题谈到了1925年成
【全文】
一
当我1981年6月26日在北京拜见李一氓同志时，只知道他是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老资格的革命家，曾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在瑞金介绍郭沫若同志入党。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请他老人家谈谈他心目中的郭沫若。
李一氓（1903-1990），四川彭县人。也不知怎的，话题谈到了1925年成立的“上海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 ，我提及该会会刊《长虹》上他写过的两篇文章，一篇追悼五卅运动中牺牲的烈士何秉彝，另一篇论闻一多的三首爱国诗。记得他顿时兴奋起来，考问似的问了我关于“五卅” 历史中的许多问题，而后嘱咐我回沪将两篇文章复印寄给他。遵命，回上海后先到南京西路上海图书馆找到时任总支书记的王言夫同志签字，再到徐家汇藏书楼，请年轻的张伟同志帮忙，拍成缩微胶片后寄京复命。
二
真正认识李一氓同志是通过交往接触和阅读他的著作，如《花间集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一氓题跋》（三联书店1981），《存在集》（三联书店1985）《击楫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模糊的荧屏》（即《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92），《存在集续编》（三联书店1998）等。
由家乡而省城而上海（或北京或海外），这是李一氓同志这一辈有志青年所走过的相似的路途。他1921年暑假到上海就读，先浦东中学，后大同、沪江、东吴大学，当年东吴的法科设在上海北四川路昆山路。一生有泛览杂志的习惯。他说，“看的这么杂，思想也不能算稳定，主要倾向什么，自有一个筛选过程。……世界和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动，我认识到必须走一条正确的能够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道路。因此，在思想上否定《现代评论》派，否定《醒狮》派，逐渐形成一个倾向，走《新青年》和《向导》的道路。”这种思想上的选择，在驳杂的社会思潮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也是当年许多革命青年所共同经历过的。他算得上是一个时代典型。
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李一氓由李硕勋、何成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李硕勋同志（李鹏同志之父），是李一氓1919年春天在成都储才中学念书时的同班同学，拜把兄弟，青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革命者。1931年，李硕勋烈士牺牲于海南岛。1951年革命胜利后，李一氓作《跋李硕勋烈士遗书》一文，赞扬他“临难不屈，从容就义，真无愧为中国共产党的最忠诚的党员”（ 收入《存在集》）。1986年，李一氓前往海南，参加李硕勋烈士雕像揭幕典礼。他动情地说，“忠骨难收，断魂何处，来一趟海口，也就稍微心安了。”
三
李一氓同志有着传奇般的人生经历——
1926年3月，从上海到广州，投入实际的革命工作。在广东区委和陈延年同志见面后，被派去国民政府政治训练部任宣传科长。北伐时改任宣传科秘书（此时宣传科长由郭沫若担任），亲身参加了攻打武昌的战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同郭沫若一起参加了“八一” 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在广东揭阳流沙被打散后，经汕头、香港回上海。
1928年至1932年，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间，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如《布尔什维克》《社会科学讲座》上就有他的译作与文章，出版过《新俄诗选》（上海光华书局1928），《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传》（江南书店1929），《马克思论文选译》（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1930）。参与进步杂志的编辑和写作，如《流沙》《日出旬刊》《巴尔底山》等。当时的署名除L、氓、一氓、李一氓外，尚有民治、德谟、孔德、鬼邻等。这期间，他是中共党领导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第一任书记为潘汉年同志），同鲁迅先生有过工作上的交往，并参加过1930年9月17日在法租界吕班路50号举行的庆贺鲁迅五十寿辰的聚会。
1932年秋，来到江西中央苏区的瑞金，在国家保卫局工作，兼任《红色中华》编辑。尔后，全过程地参加了长征。
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有两个月左右时间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曾陪同毛泽东、彭德怀等会见过十五军团的徐海东司令和程子华政委。之后，任陕甘省委、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长，并亲自带领一个骑兵排在宁夏地区从事粮食筹集工作。这期间，有机会在前敌总指挥部旁听斯诺对彭德怀同志的采访。1936年西安事变后，曾被委派作为毛泽东的私人代表回成都去找刘湘。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因形势变化，回川找刘湘事未果。派至由叶挺任军长的新四军军部做秘书长。1941年皖南事变后，历尽艰险，由徽州而金华而桂林而香港而上海，最后到达苏北解放区的盐城履职。
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历任苏北区委副书记兼苏北行署主任，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后转战山东各地，又到大连任旅大地区党委副书记和大连大学校长。1949年6月，在解放战争接连胜利的形势下，由大连而沈阳而天津，最终落籍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驻缅甸首任大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组组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等职。
李一氓同志一生从事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多条战线的工作。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文武兼长、博学多才的革命家。文化工作领域，于古籍的版本目录学上造诣尤深，所收集的词集多达2300余册，其《花间集校》已经成为词学经典版本。他指出，从古籍整理上说，我们“不应该落后于康、雍、乾” ，“在学术上，我们可以沿着乾嘉学派的严肃学风前进，但要大力超过他们，做出新的成就。”（《论古籍和古籍整理》《再论古籍和古籍整理》，收入《存在集》）
四
李一氓和郭沫若有着长期的战斗友谊。从1925年“上海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 时开始结识，两人在北伐途中一直战斗在一起，这在郭沫若的《北伐途次》中有详细的纪录。“八一” 南昌起义又一道下庐山，从九江至南昌至瑞金，一路历险同行，当年的情形在郭沫若的《涂家埠》《南昌之一夜》中亦有生动的记述。李一氓则回忆，“在瑞金的时候，周恩来同我商量，要介绍郭沫若入党。究竟是郭沫若提出在先，还是组织上要他入党在先，现在无从说起。我看这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当时对郭沫若来讲，入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模糊的荧屏》笫90页）
南昌起义失败后，他们分别回到了上海，彼此交往密切。李一氓并且充当了周恩来与郭沫若之间联络员的角色。郭沫若《离沪之前》“正月十九” 日记中述，“中午将近时，民治来，交来豪兄答函……”（民治即一氓，豪兄为周恩来——笔者注）“正月三十” 日记中述，“中午时分民治来，拿来几本‘布尔雪维克’ ，吃了中饭又走了。他说团体里面经济短绌。”“二月十日” 日记中述，“豪和民治来，同吃午饭。”真实反映了那一年代李一氓的革命工作状况。郭沫若日记中还多次记述，他们一起商谈《流沙》杂志出版事，以及郭赴日前夕，“民治夫妇” 等若干友朋为之饯行等等。
郭沫若亡命日本后，生计遇到困难。郭沫若回忆那时景况，“我写了《我的幼年》和《反正前后》，我翻译了辛克莱的《石炭王》、《屠场》、稍后的《煤油》，以及弥海里斯的《美术考古发现史》。而这些书都靠着国内的朋友，主要也就是一氓，替我奔走，介绍，把它们推销掉了。那收入倒是相当可观的，平均起来，我比创造社存在时所得，每月差不多要增加一倍。这样也就把饿死的威胁免掉了。”（《我是中国人》）
尔后，他们各自东西南北。皖南事变后，李一氓辗转来到桂林。他回忆，“写了一首《绛都春》词，写好后忽然决定不加上下款，寄给在重庆的郭沫若，他定会猜出来写此词者为谁，可以代报平安。后来知道，词真的寄到了，他也猜出写词的人了，并汇了几百元钱到桂林来接济我。可惜我已离开桂林，没有亲收，但我还是感谢他，所以1942年底在苏北解放区时，我又曾寄给他一首词《念奴娇》，中有‘桂林邮汇，感君慰我穷蹙’ 之句。”（《模糊的荧屏》笫287-288页）真是患难存高谊、同志显真情啊！
五
我在北京李一氓同志寓所拜访之后，没有多去打扰他老人家。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请求他为我的第一本美学专著《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题签，并请惠赐墨宝。他都爽快地应允了。其所赠集宋词句立轴上书：“满目繁华海棠开后 几番诗酒燕子来时” ，上钤有钱君匋先生为他镌刻的“长征战士”“ 成都李一氓” 的印章。
此后1983年5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上，我又一次见到了李老。记得有一次他在一个小型会议上讲话，对着郭老的子女们说，“这是为你们家老爷子办事啊！”督促他们尽快从前海西街18号搬出，以便建立郭沫若故居纪念馆。他对郭老所怀抱的深情厚谊深深地感染着在场的学者。
李一氓同志在《一氓题跋》一书的“后记” 中说，“我没有对不起这个历史，也不曾辜负这个时代。”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坦诚与自信，让我们深深的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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